尽管棉纺织业是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产业，但工业革命的本质之一在于“无生命能源对于有生命能源的代替”，肯定棉纺织业第一重要性的经济史家对此确认无疑。[?]然而，是蒸汽机而非一般的纺织机械实现了无生命能源对有生命能源的替代，进一步说，如果没有蒸汽机提供能源转换，“虽然能有机器，但机械化就不会存在，生产只能在比较狭窄的范围内发展”[?]。不过，蒸汽机并非是为棉纺织业发明的，最早的蒸汽机被用来在开采煤矿时从矿井中抽水。[?]可以说，蒸汽机是机械制造业这一重工业的产物，在诞生之初又是为了满足另一重工业部门煤炭工业的需求，故蒸汽机在棉纺织业中的应用应当看成早期重工业在演化过程中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虽然从棉纺织业的重要性出发解释工业革命产生的原因，强调了市场需求和消费的作用，但却往往忽略了技术演化自身的复杂性。莫基尔（JoelMokyr）指出：“只要人的欲望没有变化，需要就始终存在；满足需要的能力却不然。”[?]进一步说，那种认为普通民用消费催生了工业革命的论点亦值得质疑。据巫仁恕的研究，中国早在晚明即已形成类似英国18世纪的“消费社会”，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工业革命的到来[?]。这种观点虽未必完满无缺，但至少表明以市场需求和消费为中心的理论存在着漏洞，即忽视技术演化的倾向。由于工业革命中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核心技术与重工业部门存在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考察近代早期世界各地的原始工业化时，有必要将关注的重心从棉纺织业等轻工业转向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
    在解释“大分流”时，彭慕兰虽未完全否认技术的重要性，但他称技术对工业革命并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欧洲独有的。即使他肯定了蒸汽机制造的重要性，彭慕兰还是坚持地理因素更为关键，即欧洲的煤和熟练的机械制造者集中地之间地理距离较短，而这两者在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地理距离。[?]因此，在彭慕兰的解释框架中，近代早期的重工业确实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较少体现在技术能力上，相反，重工业的发展本身取决于矿产资源的地理分布。与彭慕兰不同，“加州学派”的另一学者李伯重在解释近代早期中国江南与英国原始工业化发展的差异性时，更为强调重工业所起的作用，他认为“中世纪后期以来工业的迅速发展，实质上就是重工业兴起并在工业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历史过程”[?]。李伯重比较了江南与英国的工具制造业、建材工业、造船业和矿冶业这几个重工业部门，认为江南地区无论在重工业的规模还是比重方面均不如英国，江南的原始工业结构属于节省能源与材料的“超轻结构”[?]。可以说，李伯重也在从重工业的角度审视“大分流”。不过，李伯重在解释近代早期江南与英国重工业发展的不同路径时，与彭慕兰一样持矿产资源地理分布差异性的论点。他认为“仅只是煤的缺乏一点，就决定了江南工业的发展就只能是轻工业一家独大的发展”[21]。进一步说，李伯重认为明清江南的原始工业中极少使用机械和机器，并非因为中国缺乏制造和使用机械的技术知识或者欠缺创新精神，而是受限于煤铁资源的匮乏。[22]这样一来，李伯重在对“大分流”的解释上与彭慕兰殊途同归，都不认为近代早期中国与西方存在较大技术差距，而把原因归结为矿产资源分布的不同。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李伯重在分析蒸汽机的发明时过于强调能源与材料的重要性，认为“蒸汽机的基本制作原理与工艺并未超出中世纪后期欧洲的知识与技能的范围”[23]。但这与史实不符。事实上，恰恰是技术因素决定了蒸汽机的大量制造，这一技术因素就是彭慕兰已经言及但又语焉不详的精密钻孔和校准技术[24]。从蒸汽机的演化史来看，在瓦特蒸汽机之前，已经存在纽科门蒸汽机等早期品种，但只有瓦特蒸汽机使蒸汽作为积极的而非辅助的力量产生运动[25]，大大提高了蒸汽机的效率和应用价值。在纽科门蒸汽机中，活塞与缸体的紧密配合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但这对于瓦特蒸汽机的正常工作来说却是必需的，所以瓦特蒸汽机的制造依赖威尔金森（JohnWilkinson）于1774年生产的镗床，这种镗床能达到瓦特所要求的汽缸镗孔精度极限[26]。因此，蒸汽机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机床工业的技术进步。但是，诚如科大卫（DavidFaure）所言，中国缺乏机床工业的技术优势，使其不可能发明蒸汽机。[27]因此，对近代早期中西方机床工业的比较颇为重要。
    二、近代早期中西机床工业的差异
    机械制造业是重工业中最为基础的行业之一，机械制造业的两类产品对于工业革命意义重大，其一是作为工业革命核心的蒸汽机，其二是制造蒸汽机所必须使用的机床。机床工业集中体现了工业技术水平，而近代早期西方和中国在机床工业上的差异是导致“大分流”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机床属于通用型机械，在制造机器的过程中将毛坯加工成零件，体现精密加工技术。在近代早期和工业革命初始阶段，机床工业是一个规模较小但非常重要的工业。前已述及瓦特蒸汽机的制造离不开威尔金森镗床，这只是一个最显著的例证。[28]专家认为，正是在机床工业中诞生了零件的可互换体系，因为这种体系依赖于像钻精确定位孔那样能夹持住工件并引导切削工具的夹具，并依赖于精密机床。可互换体系在19世纪被称为“美国体系”，到20世纪以大规模流水线生产而著称，其起点则可追溯到工业革命初期欧洲机床工业的技术创新。[29]综上所述，不管是对于工业革命的启动还是扩展来说，西方机床工业都功不可没。但与彭慕兰、李伯重等人的假设不同的是，近代早期西方机床工业的演化并不依靠矿产资源的易于获取，而是有赖于技术能力的积累传承。
    一般而言，机床工业主要从事金属加工，似乎对矿物资源有较高的依赖度，然而，在从近代早期到工业革命初始阶段的演化进程中，西方机床工业并不特别依赖金属材料，也不依赖能源。15世纪，欧洲最重要的车床完全是木制的，不仅是主体结构，甚至连可运动的零部件也是木制的。[30]到16和17世纪，木材仍然是西方制造机械的基本原料，金属材料只是用在一些要求强度大或耐用的零部件上。[31]至18世纪，欧洲车床的基本构造仍然以木制为主，金属仅用在中央部位和一些紧固件上，加工精度则完全靠车工的技能来决定。[32]事实上，近代早期的西欧工业很早就在木质结构上发展出了一些关键技术，这些技术后来可以被移植到金属结构上去。[33]因此，与材料相比，技术对西欧原始工业的演化更为重要。对西欧机床工业来说，早在16世纪就出现了利用曲柄和飞轮来实现连续回转的技术。不过，这种技术在当时未能得到普遍应用，直到1774年，西欧工业中使用的机床与中世纪相比并无多大进展。然而，到1850年前后，大多数新式机床已经被发明出来了。[34]由此可见，西欧机床工业的技术演化在近代早期的漫长时间里相对缓慢，到工业革命初始阶段才急速发展。或有学者认为西欧机床工业的发展说明技术革命是突进式的，由此否认技术传承的重要性。然而，19世纪欧洲机床工业的技术突进建立在将旧有技术要素组合与改进的基础之上，并非全新发明，这是机械演化的工程学特性决定的。机械专家颜鸿森认为机械的创造可分两种，一种是创造出以前从未有过的机械，一种则是“创造出与现有设计具有相同拓扑特性（或具有要求的拓扑特性）的更多的、或全部可能的设计概念”，简言之即“对于大多数机械装置而言，并不要求发明全新的设计，而是要求将现有设计进行修改”[35]。在后一种模式中，旧有技术要素存在与否就对演化起到决定性作用。欧洲机床工业的发展正好属于第二种模式，例如，威尔金森镗床的母型在16世纪即已存在[36]。与中国相比较，近代早期西欧机床工业的技术积累与传承能力正是其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