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70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到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竹简，再到近年从海外购回的上海博物馆藏竹简、清华简、北大简等，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大大推动了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引领了一股利用出土文献探究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学术潮流。作为中华文化与文明的重要载体，出土文献研究已经成为拉动文史哲研究的强力“引擎”，而如何通过理论、范式、方法的总结和创新，进一步深化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成为相关领域学者不懈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今天，本刊邀请李学勤、黄德宽、朱凤瀚三位专家对此进行解读。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然而和其他古代文明国家一样，我们的古史越向上追溯，就越显得模糊荒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时间相距久远，当时能传留到后世的信息不多，同时受古人思想观念影响，真实的历史信息常与种种神话传说混杂在一起，不易分辨。因此，古史已被遗忘淡化，需要重建，而问题的核心在于重建的方法途径。
    上世纪20年代开始，持续到抗战的“古史辨”大讨论，归根结底正是古史研究的方法论之争。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者，接续康有为、崔适的学说，对传统的古史观作了全盘的检讨清理。在这一讨论期间，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既批评了“信古之过”，也指摘了“疑古之过”。他认为疑古学者“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他所说“二重证据法”，是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两者互相印证。作为古史研究的方法论，王国维这一论点对学术界有深刻启发，成为后来中国古史研究和考古学紧密结合的先声。
    王国维所讲的“二重证据法”，是以他本人多年研究实践的丰硕成果为基础的，自然也难免受到他那个年代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在《古史新证》讲义中列举“纸上之材料”，从《尚书》《诗》《易》，一直到周秦诸子和《史记》，差不多包括了所有有关的传世典籍，而“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即甲骨文字与商周金文。王国维当年只能提到这两者，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仍处于发轫阶段，到后来李济先生论“古史重建”时，就将田野考古放到突出的位置了。
    甲骨文和金文，用现在通行的词语说，都属于出土文献，所以王国维心目中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是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的彼此印证。尽管如此，王国维依据他所能利用的出土文献甲骨金文材料，在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他的几篇名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都是不朽的论作。特别是他对商朝世系的论证，说明了《史记·殷本纪》基本真实可信，使“载祀六百”的商代历史存在和确立无可怀疑，实在是古史研究中的大事。我们依据出土文献来重建古史，应当以王国维先生的工作作为范例。
    今天，在中国考古工作迅猛发展之后，与古史研究密切关联的出土文献，其内涵的丰富、品类的繁多，都远远超出王国维那个时代所能想象。出土文献研究本身已经形成了四个学术界公认的学科分支，即甲骨学、青铜器及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简帛学。通过这几个学科分支的进步，学者们正在古史重建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以下就让我们展望一下出土文献研究对古史重建可能取得哪些成果。
    先谈甲骨学。近些年来，对于殷墟所出商代晚期甲骨卜辞的分期断代，学者已经建立了新的学说系统，将卜辞分别为王卜辞和非王卜辞，再把王卜辞划分为小屯村北与村中南两系，这大大便利了卜辞的整理释读，使卜辞所反映的史事更清楚准确地显现出来。
    现在知道，殷墟甲骨卜辞以两个时期的为最多，一个是武丁时期，一个是商末文丁、帝乙、帝辛时期。
    武丁即传世典籍中的殷高宗，据说在位59年，属于这一时期的卜辞，差不多占所有殷墟卜辞的一半。特别是小屯YH127坑和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卜辞，已经得到初步整理，相当详细地展示出武丁盛时的历史面貌。
    商末的甲骨，包括村北系的黄组卜辞和村中南系的无名组晚期卜辞，数量也比较多，内容涉及重要历史事件，如对盂方、夷方等的战争等。同时，这个时期的金文亦多，不少可与甲骨卜辞联系对照，增加我们对当时历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