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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离不开具体的生存空间，都必须立足于特定的地域，并随着其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中华大地的地理环境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西部是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及其相邻的帕米尔高原，西北部和北部是难以穿越的沙漠和草原，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南是山高谷深的滇西岭谷地带，覆盖着难以通行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雨林，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地貌类型多样，山区面积宽广，地势差异明显，气候多样，自然环境各具特色，因而不仅有适合各民族先民生存和居住的地理环境，而且有容纳各民族迁徙和回旋的广袤空间。数千年来，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内，少数民族从周边地区向中原大规模内迁，汉民族从中原腹心地带向周边地区大量辐射的人口流动从未停止过。正是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得以形成。本文试图从宏观上梳理我国民族分布的历史演变过程，以求客观认识我国今天的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客观认识我国历史上民族互动的真实面貌。 一、先秦时期中国的民族分布情形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古文明最早、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迄今为止，在中华大地上发现的原始人类的遗迹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在今陕西、北京、湖北、安徽、山西、辽宁、广东等地发现了很多古人类化石和遗址。大量考古学成果证明，处于黄河流域中部地带的河南、陕西、河北、山西等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都是华夏民族集团及其文化最初形成的阶段，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则分别属于蛮、夷、戎、狄等民族集团的原始文化。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按地区及文化遗物来推测，新石器时代的人，就是后来构成中华民族各族的祖先。”[1] 这些文化遗址的分布，反映了原始社会后期人类活动的范围，也是我们探寻中国早期民族分布格局的源头。 我国古文献中有很多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故事及华夏与蛮夷戎狄民族集团情况的记载，据此可以推知中国早期的民族分布情形。《史记？五帝本纪》言及帝尧统治时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2] 虞舜统治期间，重划天下为九州，又把各地区按距离都城远近划分为五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史载“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2] 夏、商、周三代，不仅是华夏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蛮夷戎狄民族集团分化、形成和演变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关于华夏和蛮夷戎狄的记载就更多了。据《禹贡》记载，夏朝时华夏民族集团周边各族的情况是：冀州东北部有“岛（鸟）夷”；青州滨海之地有“嵎（堣）夷”、“莱夷”；徐州淮水边有“淮夷”；扬州海岛上有“岛夷”；梁州有“和夷”；雍州西南部有“三苗”以及西部有“昆仑、析枝、渠搜”等。商代有“九夷”、“十蛮”，甲骨文还记载了居于华夏周边的许多“方”、夷及其他族群。著名的如西北方的土方、鬼方、羌方、犬戎、熏育（荤粥），北边的猃狁、燕，东北的肃慎、孤竹，东南方的蓝夷、夷方、虎方、班方和盂方，西南地区的庸、蜀、羌、鬃、微、卢、彭、濮八族，西边的周、氐、昆夷等。周朝境内的民族构成情况更加复杂。经过夏、商二代，华夏民族集团有了长足发展，周初“周礼”的形成，标志着华夏族最终形成了[3]，而蛮夷戎狄民族集团内各民族尚在形成过程中。当时居于华夏族四周的民族种类繁多，文献多有记载，如《周礼？职方氏》中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尔雅？释地》中亦称周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 到西周时期，各民族在长期分族定居的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区域性文化，人们在日益频繁的相互交往中也逐渐具有了民族差别意识。对此，《礼记？王制》作了精彩的描述：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4] 可见，“五方之民”在居住地域、生产方式、语言、生活习俗、文化等方面都各有特点，华夏族和蛮夷戎狄在一定的区域内都以聚居为主。关于西周时期的民族分布情形，《国语？郑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断： 当成周（在今河南洛阳市）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皱、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5] 后来，宋朝学者洪迈参照古文献对先秦时期民族情况的记载，对西周的疆域和民族分布情况作了进一步的深入阐发，他精辟地指出： 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锋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菜、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6] 先秦时期，中华大地长期处于小国林立的“万邦”时代，“万邦”不仅成为民族分布和演变的最重要的空间特征[7]，而且更加凸显了我国古代各民族“聚族而居”的分布特点。因此，洪氏所论也成为我们判定西周及春秋初年民族分布格局的重要依据。 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流动、大融合的高潮。蛮夷戎狄在中原诸国相互兼并的争霸战争中纷纷向中原地区汇聚，与华夏族渐成杂居状态。春秋初年，西边的戎和北边的狄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出现了“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四周夷狄趁全国动乱之机纷纷入侵中原，以致“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这就是中国古代各民族互动的客观反映。进入中原地区的蛮、夷、戎、狄大部分融入华夏族，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先生言及华夏族的形成时说“华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族错居，接触交通，各去小异而大同，渐化合以成一族之形，后世所谓诸夏是也。”[8] 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华夏族向蛮夷戎狄地区的流动也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从孔子“欲居九夷”的想法，到春秋时代“用夏变夷”思想，再到荀子“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之说，都表明华夏族与周边民族保持着频繁的族际交往。华夷之间的这种双向交流和族际互动有利于杂居格局的形成。 正如有学者所说“按地区分族而居是古代社会的共同现象，中国古代亦不例外。”[9] 从先秦时期的民族分布情形来看，中国早期的民族分布格局确实呈现出显著的“聚族而居”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