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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是我国第一个实现了全国大一统的少数民族政权，由于疆域辽阔，民族成分众多，各民族族际交往非常频繁，非常有利于境内各民族大杂居格局的形成。元初时中国北方就出现了“诸民相杂”的局面，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兀儿、回回、女真、契丹、河西、蛮子、高丽等“诸色人户”杂居于黄河以南、潼关以东至蕲县一带。当时各民族杂居的范围很广，从大城市到边疆地区，杂居态势都非常明显。作为统治中心的大都首先成为各民族汇聚的地方，元世祖时，大都已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与汉人杂居，“呈犬牙相制之状”；回回人户在大都有近3000户；来自新疆的畏兀儿等族也为数不少。其他城市各民族杂居的情况也较普遍，据《至顺镇江志》记载，镇江除土著居民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以及北方汉人等“侨寓”人户，这些民族久居江南，基本上“与华人无异”。此外，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族遍布全国则是情理中事，元政府“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全国腹心”，另外在云南、湖广等边徼地区也有“蒙古军”、“畏兀儿军”、“回回军”、“探马赤军”等镇戍军队，为了镇守云南，估计约有10万以上的蒙古族人南迁定居在云南。元朝时汉族也以各种形式向四周迁移。如因战争需要奔赴边疆之地，成吉思汗南下攻金时，一次就将河北10余万户强迁至漠北土拉河上。元世祖非常重视边疆屯田，他不仅将大量汉军、新附军发往边区实行军事屯田，而且还注重民屯，“发湖湘富民万家屯田广西，以图交趾”。[22]（P. 201-203）在南方如湖广、云南及四川行省中，元朝则根据当地民族的聚居情况开始实行土司制度。这些举措都使元代边疆地区增加了很多汉人，这非常有利于汉族和少数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总之，从隋唐至元代，我国的民族分布格局在变化中不断加以整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征和趋势更加凸显了。 四、明清时期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定型从先秦至明清，历经几千年的复杂演变，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已经完全形成。同以前各个时代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情况相比，这一时期人口流动的最大特征表现为汉族人口向边远地区的迁徙活动不仅频繁，而且规模很大，范围很广，全国范围内的“大杂居、小聚居”态势已经非常明显。明代时，大量汉族移民以各种形式进入云贵地区。明朝洪武年间的明将傅友德征云南胜利后，明政府先后10次从全国各省抽调汉族士兵30余万进驻云南，使云南汉族人口大增，超过了当地民族的人口数量，汉族第一次成为云南当地的主体民族[23]（P. 758）。到明末清初，云南的汉族人口又有增长，农民起义及吴三桂的部属，大概也不下数十万人[24]。大规模的汉族移民进入云贵地区，使得云南、贵州的人口发展速度非常快。明朝时进入东北地区的汉族人口也很多，除了戍守东北奴儿干都司以外，被女真贵族掠掳为奴的汉族人口也不少，还有那些因贫困而逃离家园前往东北谋生的汉族人口也是移民的主力军。为了抵挡蒙古各部对西北边境的掠夺，明政府在青海广设郡县，先后从苏、湘、蜀、冀、晋、陕、甘等地向青海大规模移民，使得迁入西北地区的汉族人口数量也很可观[23]（P. 759）。南方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则保持着大杂居情形下的“小聚居”状态。据史载，明代岭南地区“夷凡十数种，杂处郡县山野间”；“广西瑶、僮居多”且“诸夷惟僮最众”，“生齿最繁”；西南地区主要生活着傣、彝、白、苗等族。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到明代时全国有几十个民族，虽然族称仍然繁多，也不完全统一，但作为民族共同体都已定型，每个民族的聚居区也趋于稳定，并与我国今日的民族基本一致了[25]。 清代也是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变化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情况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是满族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区，广泛地和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另一方面是汉族人口以更大的规模向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进行大扩散，以致新疆、甘肃、四川、青海、云南、贵州、台湾等省区都迁入了各种类型的汉族移民，这对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影响也颇大。纵观清朝时期大规模的汉族人口迁移现象，不难发现，人口压力是汉族大量移民的主要因素。清以前，人地矛盾不算突出，但局部地区或个别历史时期人满为患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到清朝中叶以后，人口迅猛增长，人地矛盾非常尖锐。据统计，清初人口约为0.8亿，至1840年已达4.13亿，200年间整整增长了近5倍。其增幅之高，绝对增量之大，增长趋势延续时间之长，在中国人口史上都是罕见的[21]（P. 11）。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和有限的可耕地之间的尖锐矛盾导致清代的流民问题非常严重，这成为清代汉族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内动力。另外，清代幅员辽阔，边疆地区人口稀少，也为汉族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清康熙废弃长城之举可谓为汉族移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众所周知，自战国到清初，长城不仅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民族之间的屏障，而且也是一道严格的“夷夏之防”的界限。清康熙帝继承先祖遗志，提倡“大一统”思想，决策废弃长城，拆除了2000多年来横亘于胡汉民族之间的隔离墙，为我国北方地区各民族的自由往来打通了一条重要通道，也为汉民族向塞外迁徙创造了良好条件。此后，清代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浪潮此起彼伏，进一步改变了我国的民族分布格局。 长白山区是满族的“龙兴之地”，尽管清廷宣布对辽东实行“闭关”封禁政策，但关内流民“闯关东”的势头却无法阻挡，东北地区汉族人口大增，当地的民族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统计，1712年，仅山东流民进入辽沈地区的就有10余万人。从顺治末年到康熙中期约20年间，辽东人口增加了5倍多。就是在乾隆朝严厉封禁的半个世纪里，涌向关东的流民人口也是有增无减，其中以山东、直隶人最多，河南、山西、江西、安徽、闽浙一带的汉人也不少[26]。到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取消移民东北的禁令后，向东北移民形成高潮。汉族人口向西南地区的移民以著名的“湖广填四川”和汉族大举进入苗疆为显例。“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从清初一直持续到道光朝终止，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可谓前所未有，对我国西南和南方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影响非常大。清代时汉族移民还大量进入苗疆②，如在云南地区，乾隆年间“即有外来流民，皆系佃种夷人田地”，且“昭东各属，外省流民佃种夷田者甚众”③。自嘉庆年间开始，湖广、四川、贵州等地汉族流民，“每日或数十，或百余人，结群前往该地处，租夷人山地，耕种为业。”[27] 清朝从雍正年间率先在贵州进行改土归流，一直持续到19世纪，汉族移民也随之大量进入云、贵、川、湖广、内蒙、甘肃等地。此外，冀、晋人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等处进入北方草原；晋、陕垦荒者则前往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或河套地区进行耕种；陇东农民多进入银川平原；陕甘人进入新疆等等。由此可见，清代汉族移民的规模之大，去向之多，都是前朝无法比拟的。迨至清朝，全国范围内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态势同我国当代的民族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