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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初步成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经历了这个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流动和大融合高潮以后，全国范围内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初步成型。 秦汉时期胡、汉民族的双向迁徙和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先秦时期的民族分布情形。这一时期向中原地区迁徙的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氐、羌等族。规模较大者如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后，南匈奴率5000余落内附东汉，主要在今甘肃东部、山西与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与汉族渐成杂居状态。东汉末年，鲜卑分裂后一部分鲜卑进入云中、雁门、北地、代郡、上谷及太原等郡边塞与汉族杂居相处。西羌诸族经过向东向南迁徙后主要集中在今甘肃、青海、四川等地与汉族杂居。另外，中原汉族也随中原王朝开疆拓土而向边疆地区四处移民。如秦筑长城徙民北上实边；开“五尺道”打通了中原地区与云贵高原之间的通道；开发江南，一次戍岭南者就达50万人；汉代开河西四郡，置西域都护，设西南七郡等等，都为汉族人口迁入这些地区创造了条件。 汉魏以后，随着我国北境和西境的少数民族不断内迁，掀起了我国民族大迁徙和大流动的高潮，尤其是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为代表的“五胡”纷纷入主中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民族构成，民族分布格局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晋初年，曾经是汉族聚居的关陇地区变成了“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10] 的局面，到西晋末年，关中及以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数倍于汉民族的人口[11]。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被迫强迁的人口数量多，规模大，民族成分复杂。如匈奴刘汉将关中士女8万余口驱掠回平阳；前赵刘曜徙上郡氐、羌20余万口以实长安；后赵石虎徙氐、羌15万落于司、冀两州（在今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带）[12]，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关东；苻坚曾将关中氐人1万余户迁到冀州邺城、并州晋阳、河州枹罕、豫州洛阳、雍州蒲板等地[13]；苻坚灭前燕，徙燕主慕容暐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4万余户于长安，灭后燕，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10万户于关中”；西燕慕容顗退出长安时，“帅鲜卑男女40余万口去长安而东”[14]；至于北魏孝文帝率鲜卑贵族、官僚、军队及民众100万余口从平城迁往洛阳，就更加轰轰烈烈了。随着氐、羌、匈奴、鲜卑等族不断深入中原腹心地带，中原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胡汉杂居局面。 由于胡族大量内迁，中原战乱不已，晋末永嘉之乱后又掀起了中原地区汉族大迁徙和大流动的高潮。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北方汉族主要往三个方向流徙：东北、西北和南方。流向东北的主要是冀、豫、青、并等州人，托庇于鲜卑慕容政权之下。流向西北的中州人士落脚于凉州张轨的领域，他们对五凉政权的建立，对河西凉州地区胡族的影响也非常大。流向南方的汉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主要侨寄于孙吴的故壤[15]。史称“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16] 当时大部分北方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南渡江南，在江南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上，大力发展他们自己的庄园经济，竭力吸收北来流民和当地土著为佃客和部曲，这使得北方士家大族在江南保持着相对集中的聚居状态。其他南迁汉人则主要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以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今江苏的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线为最多。东晋政权在汉族人口较为集中的长江南北，梁、益通路，陆续成立侨州郡，较好地安置了这部分北来汉人，使其成为开发江南的主力军。从南迁汉人的迁徙趋势来看，表现为北方的东部人民主要迁移到南方的东部，北方的西部人民主要迁移到南方的西部。北方汉族人口的大量南迁，对我国南方地区的民族构成和民族分布格局影响颇大。 我国南方地区山高谷深、地势险峻，各民族容易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相对独立的聚落区，因而南方少数民族聚族而居的特征较为明显。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加之汉族人口不断进入南方少数民族聚落区，南方少数民族如山越、俚、僚、蛮等族也不断出居平地，与汉族成犬牙交错居住的态势。如东吴征服散居于今苏南，皖南，浙、赣两省山区的山越后，将越人从深山险阻之间迁出至平地与汉族杂居并逐渐融合，总数约有10余万人。北魏孝文帝用兵襄樊、进军三关时，有8万余落蛮族跟随“大阳蛮”王桓天生北附北魏。此后，蛮族人民不断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以及沔水南北，长期和汉族人民交错杂居，到隋唐之际基本上和汉族融合[17]。魏晋南北朝时期，僚族主要分布在梁、益二州；到北朝中期，他们或与蜀地汉人杂居，成为编户齐民；或流入深山，聚落自居。蜀地的僚人绝大多数先后融入当地汉族居民中，隋唐以后，仅在川黔交界的部分山区还有少数僚人居留的记载。这一时期，居住在岭南地区的大部分俚人也和汉人杂居，同为国家编户。西南地区则出现了著籍于南中郡县的汉族大户，如《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的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有“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的记载。可见汉族移民对西南边陲地区的影响是很大的。 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800余年的民族大迁徙和大流动，先秦时期各民族聚族而居的状态逐渐被打破，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和分布重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统计，公元2年到138年间，由于胡族大量内迁，原先汉族居住的中原地区人口增长了2倍有余，黄河以北的西北地区人口却大大减少，从接近43万减少到略多于14万，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足3万①。由于汉族人口大量南迁，加之江南人口的自身滋长以及山险之地长期游离于朝廷户口控制之外的大量少数民族人口通过种种途径转为编户齐民，长江以南的人口从公元280年到464年期间增长超过5倍，南北方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相互接近[18]。民族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大流动使得各个地区的民族构成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初步成型。 三、隋唐至元朝时期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在变动中不断整固隋唐至元朝期间，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元代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统一大业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化和发展。总体来讲，唐末安史之乱以前，我国北方地区主要是东北、北部和西北部的民族迁居塞内。其中东北地区的高丽人从南北朝晚期起就进入中原，到隋炀帝远征高丽时，有一部分高丽人内迁，至唐灭高丽国后内迁的高丽人数量就很可观了。《新唐书？高丽传》载：“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徙高丽民三万于江淮、山南。”除高丽人外，东北地区还有契丹人、奚人、靺鞨人进入中原；北方草原地区主要是铁勒、突厥内迁，其中以突厥内迁者为众；西北地区则以回纥内迁为主。内迁胡族在中原地区主要与汉族杂居相处并逐渐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唐末安史之乱是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的一个转折点，主要表现为中原汉人再度大批南迁，史书称“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19] 这一时期，南迁汉族主要自华北平原和关中一带迁至淮南、江南、湖北、湖南、四川、福建等地，最远的进入岭南一带。这次“长达一个半世纪遍及南方各地区的北人南迁，规模十分可观，其分布地域远比永嘉后的南迁为广。”[20] 这次汉族人口大迁移直接导致北方与南方的人口比率由6∶4倒转为4∶6，长江流域从此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人口分布重心[21]（P. 8-9）。隋唐时期，岭南和西南夷地区一直都是蛮、僚、俚等族的聚落区，这一时期，进入四川、贵州、云南和两广等地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人口较魏晋时期更多，分布地域也更广。如南诏兴盛时期，是继汉、晋之后云南及其周围地区大量吸纳内地汉族人口的高潮时期，数十万内地汉人先后落籍洱海、滇池等地，对云南地区的民族构成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进一步打破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聚居格局，我国南方地区各民族杂居的态势日渐明显。 五代十国及至两宋时期，随着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和西北地区的党项族纷纷建国并大举进入中原腹心地带，中原地区继魏晋之后再度出现各民族普遍的大杂居现象，民族分布格局再次发生较大改变。如契丹人随着辽国势力向南发展及对幽云十六州的长期统治而不断内迁，南宋时契丹人大批进入中原，到元代中叶被元政府视同于汉人，可见其与汉族长期杂居后已基本与汉族融合。再如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分布范围仅限于上京、东京和咸平府三路，随着金朝的军事扩展，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与契丹、汉族混杂居住。同时，金又把俘获的大批汉人迁往东北，造成东北地区的民族杂居。至海陵末年，女真人口已经扩展到北京、西京、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府、南京等地。到1207年，长城以南的女真人口约占金代女真人的47％[22]（P. 197）。内迁女真人与汉族错杂而居，民族特征逐渐消失，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也完全融入汉族。此外，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后，北方地区大批衣冠士族再次渡河而南，迁至淮河流域、两浙路、两湖、闽赣、四川、两广等地，进一步改变了南方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分布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