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开始，出现了一些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魏晋南北朝时期，此种地志数量激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时间、内容上看，这些地志可以划分为前后二期。东汉魏晋时期地志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异物”，而晋宋以后，地志关注的对象则主要是山水风光。隋唐以后，地理思想日益偏重于实用。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一些唐代学者对不关心国计民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给予了激烈的批评。
    一，异物志
    据《隋书·经籍志》等书记载，东汉魏晋时期，由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常以“异物志”命名。如东汉有议郎杨孚所撰《交州异物志》，吴时有丹阳太守万震所撰《南州异物志》。此外，还有朱应的《扶南异物志》、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薛莹的《荆扬已南异物志》、谯周的《异物志》等等。关于这些异物志所记载的内容，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看。杨孚《异物志》：“（鸬）能没于深水，取鱼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雏于池泽间。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生五六，相连而出，若丝绪焉。水鸟而巢高树之上。”（《后汉书·马融传》李贤注）谯周《异物志》：“涪陵多大龟。其甲可以卜，其缘中又似玳瑁。俗名曰灵又。”（《文选·蜀都赋》李善注）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余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后口中更甘。高凉、建安皆有之。荔枝树生山中，叶绿色，实赤，肉正白。味大甘美。槟榔树高六七丈，正直无枝，叶从心生，大如楯。其实作房，从心中出。一房数百实，实如鸡子，皆有壳，肉满壳中。正白，味苦涩。得扶留藤与古贲灰合食之，则柔滑而美。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文选·吴都赋》李善注）
    异物志所载多为各地稀有的动植物。其实，这一时期未标明“异物”的州郡地志如晋裴渊《广州记》、晋徐衷《南方草物状》、晋刘欣期《交州记》、宋盛弘之《荆州记》等等也大都是如此。因为地志内容如此，所以左思《三都赋序》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
    这些异物志的渊源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在上述私人撰写的地志出现以前，汉代地方政府曾编制图经、地志。《华阳国志·巴志》：“（桓帝）永兴二年三月甲午，望上疏曰：‘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 图经中“图”是地图，“经”是关于图的文字说明。上面这段文字是经的部分。图经之外，汉代还有所谓“郡国地志”。《隋志》地理类小序称：“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按此，则上计文书中也有地理方面的内容。
    关于汉代的官修地志，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情况虽然不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官修地志记载的重点是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内容，与前述私人撰写的异物志明显有别。今天能够看到的异物志固然都是些零碎的片断，但得出这样的结论仍然是有理由的，因为不可能保存下来的佚文恰好都是与官修地志不同的，而把相同的部分丢掉了。
    异物志的渊源不在官修地志，但它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从渊源上看，异物志与早于汉代图经地志的《山海经》及模仿《山海经》的《神异经》、《十洲记》等存在着继承关系。《山海经》第一《南山经》：“……又东三百里柢山，多水，无草木，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鱼去下。其音如畱牛，其名曰  ，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神异经》：“北方有冰，厚百丈，有鼷鼠在冰下土中，毛长八尺，可以为褥，却风寒也。”（《北堂书钞》卷一三四褥）《神异经》：“南方荒中有沛竹，其长百丈，围二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为船也。”（《初学记》卷二八竹）《十洲记》：“扶桑在碧海中，树长数千丈，一千余围，两干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祖州在东海中，地方五百里，上有不死草，生琼田中。草似菰，苗长三尺许。人已死者，以草覆之，皆活。”（《初学记》卷六海）
    从《山海经》、《神异经》、《十洲记》，到汉晋时期的异物志，均关注于异物，线索是比较清晰的。如果说有变化，那么也只是山川道里等地理因素越来越少，而异物越来越占中心地位。
    将《山海经》等视为汉晋地志的源头也符合当时人的认识。《隋志》史部地理类即首列《山海经》。这一分类不是《隋志》的发明，而是来自于更早的南朝时期。《隋志》地理类云：“《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注：“录一卷。陆澄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可见，至少从陆澄开始，已经把当时的地志与《山海经》视为同类。
    《四库提要》作者否认《山海经》、《神异经》、《十洲记》等书的地理性质，而将其归入小说家类。就小说源头在神话故事而言，《提要》所说有其道理，《山海经》中的确有不少神话故事。今人研究中国小说史也往往要涉及到《山海经》。但要注意的是，当时人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小说观念，他们还是把《山海经》等书看作地理著作。南朝陆澄、唐初《隋志》作者的处理是得当的。如果把《山海经》、《神异经》、《十洲记》等统统排斥于地理类之外，那么上述众多异物志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山海经》作于战国时代，隔了许久忽然受到重视，模仿之作屡见不鲜，异物志承此而起。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推测，这可能与汉晋时期人们求异的风气有关。范晔在《后汉书·方术传》序中谈及谶纬问题。他说当时的风气是“尚奇文，贵异数。”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关注于异物的《山海经》一类作品自然会被重视。东汉也有人力图扭转这股求异的风气。王充就其撰写《论衡》的目的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论衡·佚文篇》）。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王充的努力并没有奏效。《后汉书·王充传》李贤注引袁山松书：“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我们知道，《论衡》本以批判种种虚妄、怪异之说为宗旨，但该书却反而被“时人”视为“异书”。这说明在当时“异”已经普遍化，因而具有了非异的品格，而抨击“异”的学说反倒因其罕见而给时人留下了“异”的印象。
    

刘知几在《史通·书志》篇中说：“古之国史，闻异则书”。受他影响，也有学者从史学传统的角度研究“异”，认为志怪小说从渊源上看是来自于史书。这种意见恐怕不一定可靠。因为所谓“古之国史”，并不象异物志、志怪小说那样以异闻、异物为记述的主体，而且更重要的是，汉代史家如司马迁、班固等人对怪异之事是明显有距离感的。司马迁说：“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大宛列传》）班固对此也不热衷。史家真正对怪异之人、怪异之事有浓厚兴趣并信以为真是在东汉以后，如东晋的史学家干宝就是如此。他的《搜神记》专记“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时人刘惔称其为“鬼之董狐”。《晋书·干宝传》）
    从司马迁到干宝，恐怕不是史学引发了志怪的风气，倒是求异、志怪风气盛行后影响了史学。《隋志》将志怪小说列之于史部可能就是受此风气影响。
    在此须要指出，我用东汉以来普遍求异的社会风气来解释异物志的出现只能是一种初步的尝试。因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即求异的风气是普遍的，而异物志却并非各处都有。王庸曾说：“（异物）大抵以南方事物为多，所以为北方人士广见闻者。”他又说：“（异物志）大抵皆记长江流域以南之异物者，所记多草木禽兽，以及矿物之属之异于中原者，而间附以故事神话，是殆当时北方士民南移之一种反映也。”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三章第一节，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133，141页。）他发现异物志主要出在南方，这是对的。但他的解释可能有些问题，因为异物志最早出自东汉时期，地域是荆扬以南的交、广等地，当时这些地区并没有大量北方士民南移的情况发生。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在四通八达的地区难以找到一般人没有见过的异物，所以欲求异物，只能把目光集中到人迹罕至而又物种丰富的南方偏远地区。这些地区不要说对于北方士民，就是对于荆扬地区的南方士民来说，也是陌生的。当然，这只能是一种推测性的意见，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山水地志
    晋宋以后，地志中于异物外，又明显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关于山水本身的介绍。不仅如袁山松《宜都山川记》等以山水命名的地志是如此，而且就连许多以州郡命名的地志也是如此。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辑宋刘损《京口记》佚文共17条，其中介绍境内诸山的有7条，介绍湖泊的有一条，宋山谦之《南徐州记》共34条，“山”15条，“湖”7条，“江”1条。宋董览《吴地记》共9条，“山”5条。宋孔灵符《会稽记》共43条，“山”34条。齐黄闵《沅川记》只有2条，其中一山一水。梁萧子开《建安记》23条，“山”15条。在这些地志中，异物的中心地位已为山水所取代。这种情形在今天可以看到的南朝地志佚文中是很普遍的。由于异物不再是关注的焦点，所以地志涉及的区域也不再只是交、广等偏远地区，而是遍布长江沿线。
    地志关注山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宗教、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魏晋以来士人群体中形成的寄情山水的风气有关。翻阅南朝史籍，士人好山水的记载比比皆是。对山水的浓厚兴趣是引发士人撰写地志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如酷爱山水的谢灵运就曾撰写过《居名山志》和《游名山志》。士人游玩之余，常常就所见所闻用文字记述下来，写成诗，就成了山水诗，写成文，就成了地志。地志既然由此而来，所以它往往更接近于文学作品而不是地理书。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自西陵溯江西北行三十里，入峡口，其山行周回隐映，如绝复通。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也。”“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一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宋郑缉之《永嘉记》：“大溪南岸有四山，名为城门。壁立，水流从门中出，高百余丈，飞流如瀑布，日映风动，则洒散生云虹，水激铿响，清泠若丝竹。”梁萧子开《建安记》：“武夷山，高五百仞，岩石悉红紫二色，望之若朝霞。有石壁，峭拔数百仞于烟岚之中。”
    梁代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研究文学史的学者都因此注意到了晋宋以后山水诗的兴起，其实，大致同时出现的众多充满了文学描写的山水地志也是这一文学潮流下的产物。研究山水文学的演变不应忽视这一部分内容。
    从汉晋详载异物的地志转变为晋宋以后描写山水风光的地志，这是一个通常被忽略而又确实存在的变化。它表明人们对山水中异物的关注已经转变为对山水本身的关注。
    三，唐人对地志的批评意见
    以上所讨论的私人撰写的地志多出自南方地区。北方地区虽然出现了像《水经注》这样不朽的地理学名著，但总体而言，记载一方异物、山水的州郡地志数量远远不能与南方比。这当与北方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多来自于原北方地区，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他们所熟悉的北朝文化传统，因此隋唐时期类似上述州郡地志的地理著作也很少见。
    对南方地区的州郡地志，唐代学者多持批评意见。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注：“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今并不录，盖无尤焉。”此外，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等书都对上述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有激烈批评，或指责其“谈过其实”、“诞而不经”、“多传疑而失实”。或批评其没有实用价值。杜佑认为地理的重要在于“辨区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风土。”李吉甫关注的地理重点是“丘壤山川，攻守利害，” 意义在于“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恰好这些内容南方地志“皆略而不书”。由此我们看到，唐人的地理思想就是强调实用性、强调地志要记载关涉国计民生的有用内容。
    受这种重实用的思想影响，北方地区的两部地理学名著，即阚駰的《十三州志》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在唐代得到了不同的评价。阚駰书颇受好评，而郦道元的《水经注》在北朝及唐代并不受重视。检索《十三州志》佚文，其所记内容比南方地志更具地理色彩，更具实用价值，比较接近于《汉书·地理志》的写法，看不出受南方地志的影响。而《水经注》就不同了，其中大量征引南方地志，如郭仲产《襄阳记》、裴渊《广州记》、罗含《湘中记》、王歆《始兴记》、庾仲雍《山水记》等不下数十种。《水经注·江水注》描述三峡风景道：“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此段文字为人熟知，向来以为是出自郦氏之笔，其实并非如此。熊会贞发现，“自三峡七百里中以下，盛弘之《荆州记》文，引见《御览》五十三。”（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三四熊会贞按语，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2834页。）杨守敬曾注意到唐人不重视《水经注》，但他未能解释其原因。我怀疑唐人对《水经注》的态度就是因为它过于接近南方地志了。唐人不喜欢这些南方地志，所以唐代地理著作中也较少引用，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地志佚文更多地是出自于宋人地理书如《太平寰宇记》等书的摘引。
    从实用的角度看，唐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详载异物、描述山水的地志的确与国计民生没有多少关系，地志中应该有的诸如政区沿革、疆域四至、人口数量等项重要内容往往缺乏。就地理而言，参考价值确实不大。
    总之，东汉魏晋以后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数量虽多，看似繁荣，但却不意味着地理学本身有了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