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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蒲文成，青海省人民政府参事，藏学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我国藏族自古生息在中华大地，与汉族有很近的血缘关系。整个藏区与祖国内地密切联系，政治、经济、文化上交往，汉藏民族和同一家、亲如手足。元代以来，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这些原本常识性的问题却被“西藏自古独立论”者一再歪曲和颠倒，在反分裂斗争仍然十分尖锐的形势下，似乎又有重温的必要。 一、藏族族源--汉藏同源说对于藏族族源，学术界进行过热烈的争论，其中汉藏同源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赞同。其基本论点是：汉羌同源，藏出自羌，故藏汉同源。关于羌汉关系，史学界常引用《国语？羌晋语四》中的一条记载：“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是说，炎黄同根，是同胞兄弟。姜水系渭河支流，在今陕西西部，炎帝即神农，后裔为齐、吕、申、许等姜姓“四岳”，生活于渭河流域到黄河中游地区。所谓姜姓部落是羌人中最早转向农业的一支。后来的研究者认为，作为中国华夏民族的“华”与“夏”，原本是中国古代两大部族的自称，“华”系先进入中原地区的炎帝族，炎帝姜姓，是西羌的一支；“夏”为姬姓，乃黄帝族的后裔。传说中的炎黄两族曾合为大的部落联盟，并融合东方夷族等而形成华夏族。这说明炎黄子孙的族源是多元的，其中古羌人是重要的一支。汉文古籍对于生活在青藏高原及西北、西南各地的各部落泛称为西羌、诸羌、羌戎等，说明羌的范围很广，包括许多来源不同的分散的部落。当代的研究者也认为，“根据大量的传说和文献记载，说明羌人很早就居住在我国西北广大地区。除以青藏高原为基地外，东到今甘肃及陕西西部，南达川西至云贵高原，北逾祁连山及河西走廊，西极西域诸地。迄今发现的大量考古学资料，使这些传说和记载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1]按此，古代羌人“是青藏高原最古老的土著民族，其后裔就是今天的藏族”[2]。吴均先生在其《论夏嘉同音与羌藏同源》一文中认为，“蕃人是操蕃语的羌人，是青藏高原分布于各处的土著”[3]。但仅就上面的逻辑推理还难以说明藏汉同源，有的记载尚属传说，难以为据。随着当代研究的不断深入，汉藏同源的观点越来越成立，其主要依据是： （一）血缘鉴定 原西藏自治区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孙新甫和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傅玉江，在北京儿科研究所、中日友好医院等单位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对西藏拉萨、日喀则地区的400名世居藏族居民的血液标本进行了研究。结论认为，藏民族属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和美国得克萨斯-休斯敦大学教授金力先生和他的几位合作者，通过DNA研究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曾发表他们的一项新研究成果：在远古时期，汉藏民族原本是共同生活、居住在一起的同一种群，只是在约五六千年前，由于子系的分离、迁移，才形成了今天的汉族和藏族。另据西藏网上报道：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复旦大学和云南大学的一批科学家，曾对我国22个省市的汉族人群以及青、藏、滇3省区藏族人群的男性Y染色体类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汉藏人群具有相同的类型。这一基因检测结果再次为汉藏民族同一起源提供了有力证据。 （二）考古成果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我国学者在全面普查西藏全境2000多处文物的基础上，对一些重点遗址、古墓葬等进行了考古发掘。一些成果表明，“西藏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西藏细石器时代文化源于北方草原，而北方草原的细石器同样源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4]具体来讲，昌都卡若遗址与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拉萨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也存在某种联系。甘青马家窑文化是在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马家窑类型的陶器“脱胎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有些同半坡晚期类型相似，甘青出土的一些玉器“带有很多中原风格”。青海湟中孙家寨卡约墓中发现的石锤，其形状特征与北京昌平白浮的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石锤相同。再如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出土的铜镜，其质地、纹饰等与河南南阳殷墟中的铜镜十分接近。 （三）语言的相似性 有着亲属关系的语族，在语言方面的相似性和相同点，以及反映在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是体现民族血缘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语言学家们认为，在汉语的基本词汇和古词中保存着相当数量的古羌语，而古藏语即是古羌语。汉藏两种语言正是有这种渊源关系，提出了汉藏语系的概念。赵元任、王力等先生研究证实，我国周代汉语和7世纪的古藏语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俞敏先生统计，现在能查出的藏语和汉语中所拥有的同源词达500至600多个。有人还对比研究汉藏两语的基本词汇，找出了许多语音上的对应关系，说明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四）宗教信仰的一致性 从原始宗教考察，藏族的原始苯教和汉族的原始道教同源于上古华夏民族的原始宗教。藏汉民族的原始信仰，如鬼神崇拜、丧葬礼仪、自然崇拜等，有着共同的信仰底层。因此，三世土观认为“道士教即苯教之起源者”，“老君与苯教教主辛饶为一人”[5]。即使后来在藏区居于主导地位的藏传佛教，除包括了西藏地方原始宗教苯教的基本因素外，同时又容纳了汉族道教的某些因素，道教的“阴阳五行”、“九宫八卦”等被藏传佛教密宗所吸收。 二、青藏高原先民与祖国内地的早期交往 如前所述的考古成果，中原仰韶文化与甘青马家窑文化的联系，说明从史前起，青藏高原先民即与中原地区有较密切的关系。这在汉文史籍中也有不少记载。晋代从战国时魏王墓中发现的《穆天子传》，6卷中有5卷写周穆王西游的故事，内有与西王母宴会、酬答的情况。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对黄河流域的地势、山岭、河流、土壤、物产、交通等有过较详细的记述。南朝宋范晔所撰《后汉书？西羌传》，是人们公认的对西部古羌人的权威记录，说明古羌人与中原地区民族早有交往。《后汉书》等还载“大禹出于西羌”，《禹贡》、《国语》、《史记》等中甚至说，大禹带领西部羌人自西而东，循着黄河走势导川凿山，历尽千难万险，完成了治水大业。当代不少学者认为，千古流传的昆仑神话始于青藏高原。这些神话也好，传说也罢，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青藏高原先民与祖国中原地区的联系。作为青藏高原边隅的青海河湟地区，早在西汉时期即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之下。汉武帝时设护羌校尉，宣帝时金城郡由6县变为13县，河湟有允吾等5县，郡治由金城（今兰州）西移至破羌（今乐都老鸦）。后又有赵充国屯田河湟，为开发西部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