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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赞干布于公元7世纪前叶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前存在着许多以古羌人为主的部族或部落联盟性质的邦国，如主要活动于藏北羌塘高原和今青海玉树地区的苏毗，活动于今青海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党项，活动于柴达木盆地东南缘（地望有争议）的白兰，活动于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的附国，活动于今西藏西部、藏史称象雄的大小羊同，主要活动于今青海海西、海南地区的吐谷浑国等。据汉史记载，这些邦国都曾与中原王朝通好，如：在隋开皇年间，苏毗即向隋朝贡通好；隋大业四年（608）、五年，附国王两次遣使与隋通好，向隋朝贡；大小羊同也于唐贞观年间曾两次遣使朝贡。中原王朝与他们甚至有通婚的情形。隋开皇年间，隋文帝嫁光化公主给吐谷浑国主世伏，后随俗嫁其弟伏允。唐初，吐谷浑为唐属国，唐朝嫁弘化公主给其主诺葛钵。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上述诸国虽均为吐蕃属下，但仍与中原王朝保持了友好联系，甚至有的接受封赐，有的投唐或汉化。如唐显庆元年（656），唐封苏毗女王为“右监门中郎将”；至德元年（756），唐朝封苏毗王子悉诺罗为“怀义王”。党项在武则天时为唐剑山招讨使所辖五部落之一，后部分迁往宁夏等地，于11世纪建西夏王国。后来西夏灭亡后，不少人被汉化，有些成藏族或土族。另外，唐玄宗天宝年间，白兰二品笼官董占庭等21人降唐，董占庭被授为“武卫员外大将军”[6]。 尽管青藏高原腹地远离祖国内地，加之交通闭塞、语言隔阂等，双方交往有限，记载也难免挂一漏万，但可以肯定，青藏高原各族先民自古以来即与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交往，在长期的发展中互相补充促进，共同发展进步，推动了社会历史进程。 三、唐蕃关系唐贞观十五年（641），唐朝文成公主入吐蕃与赞普松赞干布联姻，是唐蕃关系史上的一座丰碑，唐蕃自此结成舅甥之谊，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空前发展。关于双方在政治上的友好关系，新旧唐书《吐蕃传》中多有记载：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征讨辽东归来，松赞干布即派大相禄东赞入唐上书祝贺，称颂唐太宗“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并“冶黄金为鹅以献”，“其高七尺，中实酒三斛”。七尺高的金鹅能装30斗酒，可以说其大无比，足见心意之诚。翌年，松赞干布派军队参加唐将阿史那社尔统率的多民族联军，共同征讨龟兹王的反叛。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朝派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等出使中印度摩揭陀国，时逢国王尸罗逸多去世，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掠中国使节。王玄策出逃后奔吐蕃求救，松赞干布立刻发兵千人，所辖尼婆罗助骑兵七千，击溃阿罗那顺，救出唐朝使节，并向唐廷遣使献捷。[7]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去世，高宗李治即位，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松赞干布上书国舅长孙无忌称谢，言“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8]。高宗为表彰其忠心，又晋封他为“王”，赐杂采三千段，并将松赞干布石像和其他13位民族首领的石像一起立列于唐太宗昭陵玄阙之下。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唐蕃的睦邻友好关系。 继文成公主之后，唐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又入蕃联姻，进一步巩固了汉藏民族的舅甥关系，直到宋代，唃厮啰还口口声声称宋朝皇帝是“阿舅天子”。许多记载十分感人，如公元780年唐蕃第六次清水会盟前，唐使韦伦抵拉萨，赞普说他有三恨：一恨皇帝（代宗李豫）去世，未吊祭；二恨对皇帝山陵未及献礼；三恨不知皇帝舅（德宗李适）即位，却发兵攻打灵州等。《资治通鉴》卷246中载，唐会昌年间（841-846），吐蕃达磨赞普被杀后，其相立王妃綝氏兄尚延力之子乞离胡为赞普，又不派使臣到唐要求册立，引起吐蕃臣民不满。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对其部下说：“贼舍国族之綝氏，专害忠良，以胁众臣，且无大唐册命，何名赞普！吾当与汝属举义兵，入诛綝妃及用事者以正国家。”据记载，唐蕃间共有过8次会盟，反映出两族人民要求和平的共同愿望。如长庆会盟后所立甥舅和盟碑，重申了唐蕃和同一家的情谊，至今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 随着文成公主入藏，开通了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它是连接唐朝和吐蕃王朝的重要通道，起始于唐都长安，终点达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全长3000多公里，穿越今陕、甘、青、藏四省区。这一古道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唐蕃双方的联系。据有关统计资料，至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200年间，双方往来使臣多达200多次，从而加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唐蕃间开始有了较大规模的丝绢、茶、马、牛等交易，汉地的一些农作物籽种以及酿酒、造纸、冶金、建筑、制陶、制墨等技术输入吐蕃，吐蕃的氆氇、方物特产等也不断传到汉地。 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更为广泛。首先，语言文字上的相互学习。松赞干布与唐王朝建立政治联系后，即着眼于发展吐蕃文化，培养本民族的知识人才，不断派遣吐蕃子弟入唐学习汉语汉文，学习汉地的文献典籍和治学方法。当时不少人学有所成，如仲琮少年时即入唐朝的国子监学习，“颇晓文字”；迎接金城公主的吐蕃重臣名悉腊汉文造诣精深，能与汉族大臣名士一起联句赋诗，所作汉文诗句高雅，“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吐蕃常请汉地文人入藏协助办理文书典籍，吐蕃官府中常有精通藏汉两种文字执掌文书的人，一些文书用汉文写成。当时，《毛诗》、《礼记》、《左传》、《尚书》、《春秋后语》等汉文诗书文典均传入吐蕃，有些被译成藏文。同时，唐朝官员中博通藏语文者不乏其人，能直接与吐蕃官员交流。在汉藏交接地带，互学语言文字更成时尚，诗人张司业的“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颤裘学胡语”的诗句，反映的是陇西一带汉人被藏化的情形。 其次，历算与医学方面的交往。早在松赞干布之父南日松赞时期，即“从汉地得到历算与药物”。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大量历算和医药方面的书籍，她自己精通星算、勘舆、风水之术，曾察看西藏地形，选定了大昭寺等不少寺庙的地址。《汉藏史集》记载，松赞干布曾派遣恰嘎冬衮等4人前往汉地学习历算、占卜知识，返回后将了解到的学问译成藏文，恰嘎冬衮和他的子孙们一直担任赞普的御前占卜历算师。吐蕃王朝时期，汉地的十二生肖配以五行和阴阳的纪年法已广泛使用，赤热巴巾时还仿汉地采用了“彝泰”年号。《松赞干布遗训》等藏文史籍中说，文成公主入藏时曾带去“治疗四百零八种病的药物、一百种医疗法、五种诊断法、六件医疗器械和四部配药法”。据藏医史记载，当时汉地的《珍宝七十品》等25部医著被译成藏文，有11位汉族医生及和尚为翻译这些医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赤松德赞在位时又请来东松康哇等3位汉族名医，译出10余部医学著作。东松康哇被聘为赞普御医，曾为藏医学的奠基人宇妥？元丹贡布之师，最后去世于吐蕃。吐蕃也为汉地输送过药品和医术，藏族名医宇妥？元丹贡布曾到汉地行医，藏药中的鹿茸、麝香、大黄、熊胆等名贵药材在汉族中医中广泛使用。汉藏医学中不少理论、药理，甚至名词术语，有不少相同处。 第三，工艺美术、风俗等的相互影响。吐蕃曾向唐朝请求“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同时，汉地的制陶、制瓷、制砖、建筑等技术传入吐蕃，吐蕃的金盏、金盘、金碗、玛瑙杯、羚羊角、毛毡等方物特产也相继传入内地。汉藏的音乐、舞蹈、绘画工艺等一直互相借鉴、共同发展。著名的敦煌艺术形成于吐蕃占领沙州之后，既有唐风，又有藏族特色，是汉藏文化艺术交融的结晶。相传藏族的饮茶、献哈达习俗传自汉地，吐蕃服装受到唐装影响。故陈陶《陇西行》说，当时的吐蕃人“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而吐蕃的防寒护肤方法与束髻习俗结合，被唐人吸收，称之为“元和妆”，因此白居易有诗云：“元和妆梳君记起，髻椎面赭非华风”。汉籍《封氏闻见记》中有汉藏马球手在长安比赛马球的详细记载，称吐蕃的这种马球术于贞观年间传入长安，盛行一时。 第四，唐蕃密切的佛教关系。唐朝是佛教传入吐蕃的重要渠道，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松赞干布崇信佛法，在吐蕃兴建佛堂、翻译佛经，成为著名的信佛“法王”。赞普赤德祖赞曾派桑希等4人赴唐都长安取经，请回唐朝皇帝亲赐的《金光明经》等佛经1000部。藏文史籍《拔协》记载，赤松德赞时期桑耶寺建成后，在这里设立译场，进行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其中有玛果莱等不少汉族和尚。当时的敦煌是吐蕃在东方的佛教中心，在这里汉藏两族僧人一起讲、译佛经，修建洞窟，文化交流特点更为明显。佛教传入吐蕃后，吐蕃不断向唐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德宗建中二年（781），唐朝遣汉僧良秀、文素入蕃，自此“二岁一更之”，形成制度。许多吐蕃人与汉僧互译佛经，有的还到汉地讲经传法。如有位叫法成的藏僧多年活动于河西走廊，曾在沙州开元寺和永唐寺、甘州修多寺等寺院讲经和集录佛经，也用汉藏文互译和校勘佛经。他的讲经记录和集录的佛经多达23部，现存敦煌佛经中用汉文译出的藏经有300多卷，其中法成署名校勘的达20多卷。上述汉、藏两族的佛教文化交流，不仅有助于双方文化的发展，而且增进了两族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也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