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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江平，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顾问；黄铸，原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所所长。 有学者指出：“在应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方面，应该发掘和树立我们自身的传统，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1] 这是很有见地的。我国从秦汉起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长期丰富的历史传统。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了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几代民族学者对我国民族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只要对这些传统、经验和成果加以集中、总结和梳理，就能自主构建出自己的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而不必跟在西方学术话语霸权后面去学步。本文不揣浅陋，想对此作些尝试，并就教于有关学者。 一、民族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费孝通先生说：“民族是一个客观普遍存在的‘人们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民族不是一个由人们出于某种需要凭空虚构的概念，而是客观存在的，是许多人在世世代代集体生活中形成，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上发生重要作用的社会实体。”[2] 我国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达400多个。那么，什么是民族？我国有哪些民族？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人民政府组织有关方面的学者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经过30多年的工作，先后识别出55个民族（加上汉族共56个）。 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参考了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3] 这个定义是从民族的历史发展主要是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发展总结出来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我国少数民族在解放初期大多还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所以我们不应当也没有生搬硬套这个定义，但它确曾引导我们从它指出的四个方面去观察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因而启发我们对民族理论进行一系列思考，从而看到了中国民族的特色。如对“共同语言”这个特征，我们依靠语言学专家调查清楚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语系、语族、语支及不同的方言。对“共同地域”这个特征，我们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聚居区”的概念加以修正和补充。这个概念能灵活反映中国各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情况。定义中“共同经济生活”强调民族统一市场，这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要求，不符合我国民族的情况，但它启发我们注意到汉族凭借其经济文化的优势，深入到其他民族聚居区，建立起沟通各民族的经济渠道和网络，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至于“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我们把它具体化为少数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和民族认同意识。我们在民族识别中，不但调查研究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实际情况，而且调查了各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弄清各民族的来龙去脉和社会经济制度。这项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先后有1700人参加，调查的结果由国家民委出版“五种丛书”，包括少数民族的志、史、语言专刊和实地调查资料的汇编，共403册，8000万字，创下了中国民族研究的伟业。在这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各民族自报的400多个族称，科学地逐一进行分析和研究，先后识别出55个少数民族。[4] 上述这些都是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真实情况。在这些事实面前，任何不存偏见的人都会承认我国民族识别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但是有的观点不顾事实硬说我国民族识别是“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甚至说“其实很多的少数民族‘单元’都是政府构建的”，是在把群体政治化的“思路下设计出来的一套以‘民族’为单元的符号体系”。[5] 这种说法不能不令人感觉到太遗憾了。 还有的要把我国民族改称为“族群”。不少学者指出，“族群”一词比较适合用来称移民国家的族体，中国民族除了个别的以外，都是有长期历史的世居民族，不宜称为族群。把民族改称族群，是为了在民族问题上非政治化，取消各民族享有的政治权利，特别是取消民族权利与地域挂钩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显然是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不相容的。至于台湾有些人把讲闽南话、客家话、到大陆去的人称为“族群”，则容易被“台独”分子用来分裂台湾人民和中华民族，为“台独”服务，我们应当注意同这种“台独”行动划清界限。 二、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是费先生对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杰出贡献。“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6] 费先生首先论证了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他指出，中国考古学发现的各进化论阶段的人体化石足以说明中国内地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否定中华民族起源的外来说。这些时代的人体化石分布极广和考古学上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丰富资料，则有力地表明当时已出现地方性的多种文化区，都足以肯定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说，否定一元说。 费先生又论证了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首先是凝聚核心汉族的出现。夏、商、周三代，在黄河中下游文化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再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育成，到秦统一天下，汉族就形成了。有了汉族，就有了把周围各民族逐渐凝聚为一体的核心。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长期保持，以及国家疆域的扩大，又给各民族的凝聚、交融提供了政治条件。各民族长期的交往、流动以及战乱，在许多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相互杂居和交错聚居，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和交融。许多少数民族的人融合进汉族之中，使汉族越滚越大，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也有不少人融合进少数民族之中，对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提高起了重要作用。其他民族之间也相互融合。同时，一些民族则不断发生分化。如古羌族分化成为藏、彝、纳西、哈尼、拉祜、傈僳、白、基诺族的重要族源。东南沿海的古越族，分布在江、浙、闽、广东中部的部分先后融入汉族，而分布在广西、海南、滇南的部分，则分化成壮、傣、水、侗、布依、黎、毛南、仡佬等民族的重要族源。 上述简要论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的过程。“多元”是指56个兄弟民族各有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民族。一体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这种一体性反映在民族意识上，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情感和道义。[7] 林耀华教授指出，“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认识中华民族构成格局方面是有力的工具和钥匙。多元一体，或者说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这一对矛盾确实主导着中华民族的现实格局和历史进程。几千年来，中国这个辽阔版图上发生过无数分分合合的事件，但无论是分是合，多元一体这个对立统一体中的两个相辅相成的侧面始终没有停止它的矛盾运动。[8] 这个评价是十分得当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各民族对外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内实现了民族平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国家日益强大，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各民族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状况，总体进入小康。这就在一方面使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大大加强，另一方面各民族的优良特点和文化得到更充分的发展，民族大家庭中的多样性更加丰富。可以肯定，我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今后仍将长期存在下去，并随着国家更加富强和民主，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将继续强化，各民族在民族大家庭中的多样性将更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