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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变法维新思想的理论特色(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福建学刊 黄保万 参加讨论

严复运用卢梭的天赋人权论来批判中国封建专制,是从批判唐代思想家韩愈所著《原道》一文入手的。韩愈《原道》宣扬君权神圣,发明尊君道统传授,成为宋代新儒学(理学)道统论的理论渊薮。严复在《直报》发表《辟韩》一文,论述人民是社会“自治”的主体,抨击君权神圣的荒谬,指出人民是社会生产的主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只因原始人类“自治”社会,出现了“相欺相夺”,致使人民“不能自治”,因而人民“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其强梗,备其患害。”既然国君由民而设,如果国君不为民,人民就有权利废除其君位。所以,他说:“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严复:《辟韩》《戊戌变法》(三),79页)。因此,他认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贵民”说,是“古今之通义”(同上)。
    严复将西方近代天赋人权的民本主义与中国传统的“贵民”思想结合起来,强调人民是天下的主人,“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同上,81页)。“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同上,80页)。由此出发,严复进而抨击“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同上,79页),他认为封建帝王“高高在上”,皆是“脧我以生”“时而抚我为后,时而虐我为仇”(同上,80页)“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同上,81页),由此,他尖锐而深刻地指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窃谁,转相窃之于民而已”(同上)。当时的洋务派和封建顽固派皆把严复的《辟韩》看作是惊世骇俗的“邪说”,张之洞还特地授意屠仁守写《辨辟韩书》,胡说严复《辟韩》之“乖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时务报》,第三十册)。
    严复虽然引进西方天赋人权论,猛烈抨击中国封建主义,但是,他并没有由此而得出必须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结论。他说:“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国且不能,而况中国乎?”(同上,80页)这是他坚持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所谓“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实际上反映了他所代表的阶级本身的软弱性。
    三、以中西文化对比为变法维新张本
    严复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轨迹,“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严复:《译〈社会通诠>自序》。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图腾社会;第二阶段为宗法社会,他又称为“封建之时代”;第三阶段为国家社会,他又称之为“军国社会”。他认为当时中国属于“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的宗法社会阶段,并指出这个封建宗法社会尚处于急遽的世变之中,“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严复:《论世变之亟》《戊戌变法》(三),71页)。他认为社会的世变皆有规律可寻。他将规律,称为“运会”。他认为“运会”是客观存在的,圣人亦不能“取运会而转移之”,但可知“运会”之“所由趋”而“置天下于至安”(同上。)
    当时中国如何通过变法维新从封建宗法社会进到近代国家社会呢?严复对中西文化作了简明扼要的全面对比,他指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居;中国多已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源,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同上,71页和73页)。这个全面而深刻的简要对比,涉及到进化论、历史观、伦理观、政治观、民俗观、学术观和自然观等各方面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他指出中国封建宗法社会文化的特质,是好古、三纲、尊君、节流、崇俭、谦屈、夸识、迷信天数等,而西方近代国家社会的文化特质,是进化、平等、隆民、开源、崇奢、发舒、亲知、依靠人力等,对这中西文化两相对比,谁优谁劣,一目了然,实在发人深省!而其比较的目的,则在于使人适应“天演公例”,遵循优胜劣败“运会”,而变法自强。
    针对当时洋务派所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严复认为他们只是触到西学的皮毛粗迹,根本不认识西学的关键命脉。他说:“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同上,72页至73页)。严复论述西学关键命脉,归结为“黜伪崇真”与“屈私为公”,实际上指明:“科学”与“民主”,是西学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而“科学”与“民主”,恰恰正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中心主题。可见,严复论述中西文化对比,其理论价值,不仅仅为当时的变法维新张本,而且,成为开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
    严复认为西方近代国家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其社会的特征,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原强》《戊戌变法》(三),49页)。强调“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同上,43页),“人人得其志,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严复:《法意》案语)。这里,虽然含有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成份,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出严复是以建立自主自强,君民共治的近代国家社会作为自己奋斗的理想的。他所强调的所谓“自由为体”,其实质是主张打破当时封建性经济垄断,由国家保障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经济的自由,直接为当时中国新兴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所以,他说:“民之生计,只宜听民自谋”“凡民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诿之于民”,以开无穷之“利源”(严复:《原富》案语)
    四、以提高全民素质作为振兴国家变法自强的根本
    严复认为实现国家自主自强的根本在利民,因此,他特地撰写了《原强》,提倡全面发展人民的力、智、德,来振兴国家。他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严复:《原强》《戊戌变法》(三),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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