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运用卢梭的天赋人权论来批判中国封建专制，是从批判唐代思想家韩愈所著《原道》一文入手的。韩愈《原道》宣扬君权神圣，发明尊君道统传授，成为宋代新儒学（理学）道统论的理论渊薮。严复在《直报》发表《辟韩》一文，论述人民是社会“自治”的主体，抨击君权神圣的荒谬，指出人民是社会生产的主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只因原始人类“自治”社会，出现了“相欺相夺”，致使人民“不能自治”，因而人民“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其强梗，备其患害。”既然国君由民而设，如果国君不为民，人民就有权利废除其君位。所以，他说：“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严复：《辟韩》《戊戌变法》（三），79页）。因此，他认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贵民”说，是“古今之通义”（同上）。
    严复将西方近代天赋人权的民本主义与中国传统的“贵民”思想结合起来，强调人民是天下的主人，“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同上，81页）。“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同上，80页）。由此出发，严复进而抨击“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同上，79页），他认为封建帝王“高高在上”，皆是“脧我以生”“时而抚我为后，时而虐我为仇”（同上，80页）“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同上，81页），由此，他尖锐而深刻地指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窃谁，转相窃之于民而已”（同上）。当时的洋务派和封建顽固派皆把严复的《辟韩》看作是惊世骇俗的“邪说”，张之洞还特地授意屠仁守写《辨辟韩书》，胡说严复《辟韩》之“乖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时务报》，第三十册）。
    严复虽然引进西方天赋人权论，猛烈抨击中国封建主义，但是，他并没有由此而得出必须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结论。他说：“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国且不能，而况中国乎？”（同上，80页）这是他坚持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所谓“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实际上反映了他所代表的阶级本身的软弱性。
    三、以中西文化对比为变法维新张本
    严复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轨迹，“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严复：《译〈社会通诠＞自序》。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图腾社会；第二阶段为宗法社会，他又称为“封建之时代”；第三阶段为国家社会，他又称之为“军国社会”。他认为当时中国属于“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的宗法社会阶段，并指出这个封建宗法社会尚处于急遽的世变之中，“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严复：《论世变之亟》《戊戌变法》（三），71页）。他认为社会的世变皆有规律可寻。他将规律，称为“运会”。他认为“运会”是客观存在的，圣人亦不能“取运会而转移之”，但可知“运会”之“所由趋”而“置天下于至安”（同上。）
    当时中国如何通过变法维新从封建宗法社会进到近代国家社会呢？严复对中西文化作了简明扼要的全面对比，他指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居；中国多已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源，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同上，71页和73页）。这个全面而深刻的简要对比，涉及到进化论、历史观、伦理观、政治观、民俗观、学术观和自然观等各方面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他指出中国封建宗法社会文化的特质，是好古、三纲、尊君、节流、崇俭、谦屈、夸识、迷信天数等，而西方近代国家社会的文化特质，是进化、平等、隆民、开源、崇奢、发舒、亲知、依靠人力等，对这中西文化两相对比，谁优谁劣，一目了然，实在发人深省！而其比较的目的，则在于使人适应“天演公例”，遵循优胜劣败“运会”，而变法自强。
    针对当时洋务派所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严复认为他们只是触到西学的皮毛粗迹，根本不认识西学的关键命脉。他说：“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同上，72页至73页）。严复论述西学关键命脉，归结为“黜伪崇真”与“屈私为公”，实际上指明：“科学”与“民主”，是西学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而“科学”与“民主”，恰恰正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中心主题。可见，严复论述中西文化对比，其理论价值，不仅仅为当时的变法维新张本，而且，成为开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
    严复认为西方近代国家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其社会的特征，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原强》《戊戌变法》（三），49页）。强调“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同上，43页），“人人得其志，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严复：《法意》案语）。这里，虽然含有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成份，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出严复是以建立自主自强，君民共治的近代国家社会作为自己奋斗的理想的。他所强调的所谓“自由为体”，其实质是主张打破当时封建性经济垄断，由国家保障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经济的自由，直接为当时中国新兴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所以，他说：“民之生计，只宜听民自谋”“凡民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诿之于民”，以开无穷之“利源”（严复：《原富》案语）
    四、以提高全民素质作为振兴国家变法自强的根本
    严复认为实现国家自主自强的根本在利民，因此，他特地撰写了《原强》，提倡全面发展人民的力、智、德，来振兴国家。他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严复：《原强》《戊戌变法》（三），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