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主力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地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战，成为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谱写了救国救亡的壮丽篇章，最终不但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且形成、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即闻名于世的延安精神和铁军精神。铁军精神是对新四军的战斗精神和战斗品质的概括，具体来说铁军精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同仇敌忾、相忍为国的爱国精神；海纳百川、共同战斗的团结精神；顾全大局、服从整体的全局精神；抓住机遇、开拓前进的创新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不屈不挠、不骄不躁的拼搏精神；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1]长期以来，人们对延安精神给予了较多的宣传和阐发，而对于新四军的铁军精神却鲜有论述。本文试图从思想文化渊源、客观社会环境和人脉渊源三方面探讨新四军铁军精神的源头，以引起时人对其所蕴含的恒久精神价值的探索和重视。
    （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非凡特质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世界历史的文明进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逐渐在民族的心理素质中积淀和固化，凝聚成民族社会心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后世子孙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正是这种积淀在民族心理深处的精神因素爆发出救国于危难的巨大力量，高扬起不甘屈辱、战胜强敌的信心和智慧。抗日战争的胜利既是中华民族战斗力、物力的总动员，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一次大演示。新四军的铁军精神正是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彰显和发扬，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的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
    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不乏爱国主义的范例。先秦时代的屈原心系祖国安危，虽受排挤而求索不止，最终不惜以死报国。汉代的霍去病面对匈奴的威胁发出“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感慨。北宋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爱国诗人陆游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至死不忘收复中原。文天祥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这些优秀人物是中华民族传统爱国主义思想的缔造者和体现者，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和抛却个人得失的献身精神激励着后人。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新的世界局势，积弱积贫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步步退缩，割地赔款的屈辱刺激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面对这种列强环伺、弱肉强食的危亡局势，统治阶级也发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无数志士仁人为警醒国人，抛头颅洒热血，表现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深沉爱国雄心。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近代民族主义相结合，焕发出新的战斗力。中国人民为摆脱侵略和压迫，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抗争。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都表现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及外来势力统治的顽强反抗精神。抗日战争是这种反抗的高峰，这种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抗争精神成为铁军精神的历史文化源头。
    铁军精神的直接源头则来自于大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是毛泽东等人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自建立之日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始终处于白色势力的包围中。在敌强我弱的恶劣环境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满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表现出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伟大精神，培育了著名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共产主义和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和必胜信念，从中升华出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其二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迷信既有经验，善于总结革命斗争规律，并且善于在实践中改正错误，发展理论，从中培育了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其三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正是依靠这种精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从得以打破敌人的封锁和物资禁运，从而将克敌制胜的法宝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井冈山时期的战斗精神和光荣传统是革命的精神火种，终于成就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为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是后来八路军的延安精神和新四军铁军精神的源头活水。新四军能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武器装备落后、敌伪顽我势力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战斗并发展壮大；新四军某连队能为掩护民众安全转移以一挡十、以十挡百，战死至最后一人；刘少奇、陈毅、粟裕、彭雪枫等一大批新四军指战员对抗日战争中的反“摩擦”、反“清乡”战争的成功经验总结、对平原游击战等战略战术的发展无不体现着对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二）
    人们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精神体现着时代的特质，而时代则是精神赖以产生与发展的基础，铁军精神的形成同样离不开历史和时代所造就的一系列客观条件。新四军所处的异常险恶的斗争环境是铁军精神形成的特殊条件和导因。
    新四军进行改编完成集结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侵略至中国腹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嚣张气焰和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势不仅对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动员提出了挑战，而且对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与勇气也是一种考验。没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为祖国民族利益牺牲自我的大无畏勇气，没有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就极有可能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甚至丧失民族气节和尊严。新四军改编后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危急环境，而与其它抗日部队相比，新四军的作战环境更为复杂和险恶。
    新四军坚持抗战的华中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人烟稠密，交通便利，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又是联系华南和华北的枢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华中地区是国民党统治的重心所在，在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政府撤退时在华中敌后留下了大量的正规军，并组建了一些非正规军，还留下省政府、督察专员公署、县政府等大量的地方政权，其目的一是防止日军占据这些地区，其二亦是防止新四军像华北的八路军那样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和政权。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以战养战”方针，富饶的华中成为日军统治和掠夺的重点地区，也是它实行伪化统治的重点地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主要势力也在华中。日伪兵力占据着铁道、公路、湖泊、长江、运河等交通线及其附近城市，而一部分县城和广大农村则为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和军队所占据，或者为打着抗日旗号实行割据的各种地方实力派所占据。因此新四军改编后开赴华中敌后时，所面临的局势比八路军挺进敌后所遇到的情况复杂得多。不仅有各种地方实力派和强大的日伪军，还有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与大量的国民党正规军及非正规军，日本侵略造成的权力真空地带早已被填充完毕。
    华中地区多为河湖港汊和平原，隐蔽困难，这给敌人的空军和骑兵以很大的优势。日本在兵器及技术条件上均占优势，并占据了交通线和京沪坚城等地利优势。对于兵力相对弱小，武器装备落后的新四军来说要打开抗战局面，开辟敌后根据地无疑于死地求生、虎口夺食。此外南京、上海、杭州、芜湖等地的先后失守，给予国人特别是江南人民的抗战情绪以极大打击，这一切给新四军组织民众抗战带来了很大困难。在这种没有地利又少人和的情况下，新四军只有依靠自身顽强的作战能力和正确的战略战术才能在对敌作战中取得胜利，从而培育和发展了新四军勇于战斗、敢于战斗、善于战斗的战斗精神，这是新四军铁军精神的精髓和主干。而为了团结人民、发动群众抗日、争取地方实力派，又要求新四军自身不仅要有严明的纪律，而且能英勇对敌作战并取得胜利，要以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对待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问题。新四军正是以自身严明的政治纪律、战斗的胜利、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团结江南民众，赢得了群众支持。 [2]江南人民以“当兵要当新四军，吃菜要吃白菜心”、“王者之师”、“平安菩萨”、“岳家军”、“天下第一军” [3]等众多光荣称号来赞扬新四军，其中所反映的正是新四军的战斗精神和军民的鱼水深情。
    除了要与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进行军事斗争外，新四军还面临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皖南事变标志着国民党反共摩擦的重点已经由华北转移到了华中。此后华中各地的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还与日伪一起，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侵犯，妄图将新四军“驱逐”出华中地区。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在政治上加强了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诱降活动，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则将主要兵力用来进攻解放区，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实施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1941年夏，日军集结优势兵力，分四路向新四军新军部所在地盐城进攻，先后占领盐城、阜宁等地。从1941年夏开始的“清乡”运动，更是残酷毒辣，给新四军开辟和坚持华中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困难。新四军个部队用血肉之躯抵御日军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军“摩擦”和地方各种反动势力的攻击，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日伪、顽、我三者之间长期复杂的斗争，是华中抗日根据地不同于其它根据地的重要特点，新四军始终处于反“扫荡”、反“清乡”、反“摩擦”、反“伪化”斗争的前沿。日伪顽交相逼迫和地方实力派情况各异的复杂战争环境，对新四军的作战能力和政治素质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任何战略和政策上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正是这种异常复杂和险恶的革命斗争环境磨练了新四军钢铁般的战斗意志，塑造了新四军无坚不摧、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和为国家民族利益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情怀。
    （三）
    铁军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与一系列主观条件密不可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及其对新四军的战略指导是新四军成长壮大的保证，亦是铁军精神的思想和制度保障，正如陈毅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党在本军的领导，就是本军特质的表现”[4]（p869）。人的主体性因素是铁军精神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可以说以叶挺和陈毅为代表的新四军高级指战员群体和众多新四军将士是铁军精神形成和发展的人脉渊源。
    铁军名称的由来与新四军第一任军长叶挺密切相关。叶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独立团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北伐战争中独立团屡破强敌，每战必胜。由于独立团和第四军其他部队的英勇表现人们衷心地称誉他们为“铁军”[5]。在战斗中叶挺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有勇有谋的良将风范，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北伐名将”，此后铁军的荣誉与叶挺紧密相连。抗战爆发后叶挺由国外回到上海，密切关注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为祖国危亡的局势担忧。他主动请缨抗战，并建议改编后的军队作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以示要重振当年铁军的雄风。此后，叶挺以勇猛善战的北伐铁军为榜样对新四军进行训练。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国民党当局囚禁，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不为所动，在五年多的牢狱生活中，展现了一个军人的气节和铁军精神的光芒。可以说北伐铁军的榜样力量和叶挺的人格魅力是铁军精神的奠基力量之一，即为国家民族利益敢于战斗、勇于战斗、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和深沉的爱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