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的满汉政策还引出另种纠结，即清廷限制满族特权的社会政策涉及到满人的传统既得利益，势必引起他们的不快乃至反对，造成满人对朝廷的离心。改革施行后，“颇闻各省驻防旗民，竟有痛哭流涕，群谋抵抗”（《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广州副都统李国杰为此电奏朝廷：“旗丁数百年来专事操防，鲜营生业，骤聆朝命，易致惊惶。拟恳严饬各省督抚将军等，先将朝廷德意剀切宣布，妥慎办理，不得稍事操切，以安旗人之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电报挡）军机大臣会议时，世续也宣称：“驻防旗人向来不务生业，一旦裁撤口粮，深恐从中煽惑，相约起事。”（《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清廷的目的是以限制满人特权来收揽汉族人心，但政治上的“限汉”政策却造成满汉对朝廷的同时离异。
    “八旗世仆”本是清朝赖以生存和崛起的重要力量，如今也在动摇。“排满之议起，学生之旗籍者，纷纷冠以汉姓。世家之有协领之匾额者，急为卸下。他若妇女改装、男子改姓者，尤不一而足”（《申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日），清初强固团结的满族社会已不复存在，呈现出迅速解体的逃难景象。武昌起义爆发后，除了宗室以外，整个满族社会并无太大反抗，遍观驻扎各地的旗营，成都和平缴械；镇江主动投降；东北各省旗兵大多转入共和阵营；广州旗营甚至改编成接受共和政府指挥的“粤城军”。只有福州、荆州、西安等旗营稍作抵抗，也很快瓦解，“满洲世仆望风而逃，弃城守如敝履，视朝命如弁髦（biàn máo，弁，黑色布帽；髦，童子眉际垂发。比喻无用之物）”（《申报》，宣统三年九月初三日）。
    不过，也应该看到，晚清政府采取的平复满汉畛域的政策虽因其内在矛盾而未能挽救清朝的政制覆亡，但这些社会层面的民族政策之积极面甚多，正是这些举措的推行，让满汉人民有了绝大程度的民族融合，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