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几代人付出艰巨努力的长期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从19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开始，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为止，就需要整整两个世纪的时间。当我们迈向现代化新的征程时，回首先驱者走过的足迹是有必要的。
    现代化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复杂的社会转型。在多种过程并行的全面转轨中，历史创造者根据各有侧重点的思考设计不同的现代化方案，根据各自的特长为现代化作不同的工作，是理所当然的。本世纪初，中国现代化的两位先驱者严复与孙中山曾在伦敦就改造中国的问题进行辩论。这次辩论表明了严与孙现代化思想的两点分歧：第一，严主张渐进，孙主张激进；第二，严主张启蒙，孙主张实行。但区别是相对的。正是渐进与激进的并行互补，启蒙与实行的双重变奏，交织成了上一个世纪之交近20年时间里雄浑的现代化旋律。
    一
    清末民初的现代化历程循着器物技能、法权制度、思想行为三个层面逐步推进。器物技能层面的现代化最明显的就是洋务运动。严复孙中山对洋务运动都曾寄予希望，但两人均经历凄凉，李鸿章让严“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对孙干脆拒之门外。严、孙两氏所受的羞辱，与其说是遭李鸿章的冷遇，不如说是李所代表的官僚政治拒绝了超越洋务派的改革要求。当洋务派的改革计划因甲午炮火付之一炬时，他们毅然寻求取代洋务派单纯经济现代化路线的体制外改革方案。严侧重于文化启蒙，孙则更关注建立取代专制政体的现代政府，但两者均突破了“中体西用”的藩篱。
    严复尤致力于观念现代化，但他并非不关心政治改革。他主张效仿英国的立宪政治，并曾于1896年的《原强》修订稿中提出“设议院于京师”的主张。他在宣传时提出设议院的目标，但当政治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后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从设议院的主张上后退。当革命思潮取代改良主义思潮成为时代主流后，他主张先实行地方自治后开国会的思路日渐明确。这是一条渐进的政治改革路线。
    孙中山也说要先实行地方自治后组织国会，但孙说与严复的方案有明显的不同。严选择“安朝廷而奠磐石”，以地方自治为实行君主立宪之过渡；孙则力主颠覆朝廷，主张在民主革命之后以地方自治为共和立宪之过渡。孙中山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后，即立意驱除鞑虏，倾覆满清朝廷。1906年制定的《军政府宣言》勾画了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和程序。这样，严复与孙中山一个以改良求立宪，一个以暴力求共和，形成了互相对立的政治现代化方案。
    严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激进路线多有批评。1898年，他在《论中国分党》中批评“孙之为人，轻躁多欲，不足任重”。1903年出版的《群学肄言·自序》责备革命派“擅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其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严复集》第1卷，123页。）他未直接参与清末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大论争，但其观点与孙中山的主张形成了鲜明对立。
    孙中山揭橥民族主义，号召驱除鞑虏，排满兴汉。他把满族统治者称为“外国人”、“异种”、“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篡权的外来人”，呼吁废灭鞑虏清朝，建立一汉人的民族国家（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88、220、232、273页。）。严复批评了华夷之辨的观念，不同意革命派的种族革命理论。他在《原强》中指出：“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由是言之，则中国者，邃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而未尝或沦于非类，区以别之，正所见隘耳。”意即历史上不存在亡国于异族的问题，若强调满汉之辨恰恰是狭隘的表现。他不相信革命党人鼓吹民族主义能救国：“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926页。）。严复的见解是有道理的，但孙中山也有利用华夷观念的策略需要。
    孙中山认为中国应直接采用民主共和政体，不必先经君主立宪政体。严复不同意给资产阶级的两种政体形式作出美恶的价值判断。他认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宪法讲义》，《严复集》第2册240页。）认为不仅民主共和政体不适时，甚至实行君主立宪也为时尚早，理由是中国国民民智未开。
    他们一个以为实行民主共和为时尚早，一个认定建立民主共和其时已至，那么，时代潮流又作了何种选择。历史嘲弄了改良派，也嘲弄了革命派。一方面暴力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改良派寄希望于清廷实行君主立宪的要求为历史大潮淹没；另一方面，共和国转眼间徒具形式，形成了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脱序，共和政府成立了，但皇权思想和臣民心理还根深蒂固。严复与孙中山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选择都落空了，但又都包含着合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