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政治论与“训政”说，是严复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进行认真反思的产物，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历程认识的深化。辛亥革命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发生了后现代化国家经常遇到的问题，即出现“权威危机”。强人政治论与“训政”说即是为了政治进程中的“权威危机”，防止政治衰弱而提出的理论。两种学理对国家权威的强调，反映了孙、严两氏均认识到了中央集权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稳定与实现民主是政治现代化的两大目标。
    由于中产阶级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旧官僚袁世凯稳定秩序，孙自愿让总统于袁，严期望袁充任收拾时局的“铁腕人物”，结果都不自觉地帮了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忙。
    二
    严复、孙中山都意识到了经济在国家现代化中的至关重要性。严译《原富》一书，是近代史上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最重要著作。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是第一幅气魄宏大而又可以操作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蓝图。《原富》与《实业计划》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思想发展的两座里程碑。
    严、孙两氏也都意识到了经济现代化的实质是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他们否定了“重本抑末”的观念，主张农工商业并重，并非常注意交通运输业。他们主张以先进的机器生产取代落后手工生产以实现中国的产业革命。严复提出农业必须采用机器耕种的办法：“民日蕃种，非汽耕不足以养”（《严复集》第4册，884页。）。主张民族工业也必须以机器代替人力，“由来一货之战，其中必有最费之功，制作之家，所欲代以机器者，亦于此为最急，此机成则物价之减者常无算。”（《严复集》第4册，859页。）孙中山主张：“于斯际中国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孙中山全集》第6卷，250页。）他们的经济思想因深具产业革命精神，而印上了鲜明的现代化印记。
    然而，当他们进一步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思考时，却提出了两条不同的经济现代化路线：严复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力主放任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孙中山选择了社会主义（更多的时候他称民生主义）--实质是国家资本主义，力主大经营国有或由政府对私人资本主义加以某种程度的控制。
    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却选择了社会主义，其宗旨是希望通过“平均地权”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使中国不致象欧美发生两极分化和社会冲突的惨剧。1903年他在《复友人函》中第一次提到社会主义，该信表明他主张社会主义是因为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演成了“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之惨境（《孙中山全集》第1卷，228页。）。1905年5月他与第二国际领导人晤谈，自称“中国社会主义者”，表示“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使中国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孙中山全集》第1卷，273页。）此后，他多次解释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并每每强调其限制资本主义的意旨。《实业计划》提出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的产业革命与以国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社会革命同时并举。他希望通过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避免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两极分化，是一种缺乏现实性的主观社会主义。
    严复对西方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的现象是有所认识的。他在《原强》中提到：“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夫贫富不均如此，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困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他也感受到了“均贫富之党兴”即社会主义暗潮的涌动。但由于他留英两年是在资本主义则开始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的时候（此后他仅于1905年再次短暂涉足西方社会），故他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及欧美不能免于第二次革命之情境的体会不如孙中山痛切。回国后他长期为洋务派效力，对官督商办、对政府垄断经济的危害却有深刻的认识。还有，他不同于孙中山热衷于博爱与人道主义的价值，而是信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切都导致他作出经济自由主义的选择。
    于是，孙、严两氏提出了形成鲜明对立的经济现代化的纲领。
    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同盟会宣言》规定通过土地增价归公实现土地国有化：“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共享。”
    严复极口赞美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主张由地主享有社会改良进步后地价暴涨的利益。他提到地主拥有土地有两大好处，一是随“地日降贵”，使自己“所收日多”；二是享受“有地之荣”，提高社会地位。他认为投资地产优于他业，“为子孙计，莫此长矣。”（《严复集》第4册，881页。）显然，他不同意土地国有的主张。
    孙中山又提出“资本公有说”，主张限制私人资本主义。辛亥革命后，他反复宣传把大实业收归国有，防止资本垄断的思想。他认为实行大经营国有就是社会主义，但实际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他又主张给私人资本以一定的便利条件。从上述意义说，孙中山不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但他主张以国有制为主导适当扩展私营经济，又表明他确实存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
    严复力主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与孙中山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又形成对立。他接受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私营经济与市场机制，主张听民自谋，国家采取放任主义。他主张提倡民办，严格限制官办，为此提出了三条原则：“一、其事以民为之而费，以官为之则廉，此如邮政电报是已；二、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此如学校之禀田，制造之奖励是已；三、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趑趄。”（《严复集》第4册，724页。）
    严复晚年对资本主义的弊害有了较深的认识，但此时他已垂垂老矣，失去了探索前进的能力，不可能从怀疑西方转向俄国人的路。孙中山遇到十月革命，实现了晚年思想的飞跃，提出了“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使新民生主义成为最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
    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已落伍于快速多变的时代。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因其构想立足于依靠外资发达国家资本，也只成为飘浮于纷乱的时势之外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