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还面临将传统文化改造成现代文化即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任务。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是创立适合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和现代化的中国人的新的知识价值体系。
    前已提及，致力于文化启蒙是严复抛心力而为之的中心工作。戊戌时期他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他所做的实际工作也在启蒙方面，因其在文化启蒙上的显著成绩与在政治实践领域的无所作为形成鲜明对比，曾被人批评是一个坐着空谈但不会行动的人。戊戌政变后，他对政治更加灰心，自此惟以译书自课，严译名著多完成于这一时期。辛亥革命后，他因老病难有作为，但最关心的还是启蒙三民主义。他希望创立一种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基础教育结构与文化机制。他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先驱者。
    孙中山更关心的是实行，武昌起义前因忙于奔走革命（组织了十次武装起义）而未暇多注意文化启蒙的问题。改良派以兴民权必先开民智相难时，他和他的战友答以汉人适合于民主共和及以革命开民智。然而，民初西化制度与传统思想的脱序，武昌起义、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的相继失败，使孙中山逐步认识到了精神与心理建设的重要。他认为民国以后种种失败，主要是党人精神不行与国民知识程度不足。护法运动失败后，他写成《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针对革命党之心理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役，提出知难行易说作为心理建设的基础；针对“民国之主人，实等于初生之婴儿”的国民心理状况，提出训政理论，要党人和革命政府教育、训导民众，做保养民国之主人由初生之婴儿成长的伊尹、周公。此番言论与严复的启蒙三民思想表现了某种同一，说明他开始重视通过文化革新实现人的现代化以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的启蒙主题。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曾长期胶困于“新”、“旧”、“中”、“西”之争的漩涡，情绪性的宣泄多于理性的思辨。严、孙两氏的文化选择超越了中西之争的狭窄偏见，确立了取舍中西古今文化的现代性标准，形成了凡是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不论中西古今都予以接纳的健全文化心态，力主从中西文化价值的整合中建立通贯古今、融汇中西的中国现代文化。
    论者习惯于以从西化主义到传统主义的归约描述严复一生的思想变化。这明显低估了他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所做的开创性贡献。
    在严复批评“中体西用”为“马体牛用”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有一段理应更受重视的言语：“继自今，凡可以瘉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足以瘉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提出要“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实现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不管是中学西学、旧学新学，都要兼容并包。这可看成他提出的建设现代文化的方针。严复的开拓性探索，由五四时期“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384页。）的兼容并包主义作牵接，到毛泽东总结出区分精华与糟粕的科学性标准，这一脉超越传统与西化之争的、对中西古今全面开放的文化精神，预示了中国文化下一步的走向。
    把严复前期力主学习西方的态度概括为全盘西化论，无疑是视阔远之胸襟为狭之识量。论者以他在《原强》中提出的“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作为其前期的文化纲领，认定他主张西体西用的文化重组论，这是一种误解。他在批评“中体西用”时，指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公式只是他对“西学之体用”的一种解说，而不是他所主张的新文化的纲领。他的本意应该是，不论中体、中用、西体、西用，只要有利于现代化，就都是构架新文化的质素。
    把严复晚年的思想转变概括为“复古主义”，也不符合他的思想实际。他仍然信仰西方文化民主与科学的基本精神。他还信仰民主，他的立足于西方理论基础之上的君主主义与复辟势力立足于封建纲常名教之上的君主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仍相信科学，只是在唯科学主义的前提下给宗教的存在留下了余地，在相信天下事理多可以科学通之的前提下怀疑科学能解决人生观的一切问题，“不敢将幽冥之端，一概抹杀。”（《与诸儿书》，《严复集》第3卷，825页。）这些基本主张与前期相比没有原则性的变化。总之，严复一生在文化问题上的基本主张是中西融合。
    孙中山在谈论其他问题时有着眼于现实需要随兴而发的特点，但在文化问题上强调取中西文化而融贯之却是一以贯之的方针。1905年他在东京对中国留日学生说：“中国的文明已有数千年，西人不过数百年，中国人又不能由过去之文明而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但只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然后渐渐发明，则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一切旧物又何难变为新物。”1911年在回国前的一次演说中宣布：“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1923年更明确地提出：“发扬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孙中山全集》第7卷，60页。）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正是汇通中西的产物。民族主义吸收了华夷之辨的传统思想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民生主义吸取了传统均田思想与享利·乔治的单税社会主义；民权主义将中国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将本国固有之考试、监察两权与西方的三权分立合一炉而同治。三民主义可以说是文化整合的范例。
    严复与孙中山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对西方文化由敬慕到怀疑，对传统文化由离异到回归的变化。严复晚年提倡尊孔读经，孙中山晚年提出恢复“一切国粹”与“国有道德”（《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48-649页。），反映了这种变化。
    严复与孙中山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的选择几近对立，但在文化问题上的构想却基本一致。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值得探索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