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立法院各委员会和院会议决法律案
    1928年10月20日，《立法院组织法》第18条、19条及23条对于立法院审议法律案进行了规定。立法院会议之法定出席人数，为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表决人数，为出席委员之半数，“可否同数时，取决于主席。”[37]  “立法院会议须公开之，但经委员7人以上或各院院长、行政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之请求，得开秘密会议”。根据1929年5月14日国民政府颁布的《法规制定标准法》第1条、第2条及《立法院议事规则》第10条、第11条规定，立法院通过法律案，须经过三读程序，但院长酌量情形，或全数委员三分之一以上连署请求，得省略之。[38] 一读时，朗读议案标题后，由提案者说明其旨趣，立法委员讨论后议决是否开二读会，否则应交付委员会审查。待报告后，再议决应否开二读会，凡议决不须开二读会之议案，即行作废。二读会朗读议案条文，并逐条讨论议决，其修正之条项及文字得交原审查委员会整理之（立法院议事规则第47条），有时可以修正提案。三读时议决全案，除发现与其他议案或法律有冲突时，除提出修正之动议外，仅仅作文字上的修改。关于法律案的议决顺序，《立法院议事规则》第22条专门作了规定：“以中央政治会议交议之事件为第一位，各院移送之事件为第二位，本院委员提议事件为第三位；同等机关移送之议案以到院日期之先后定其次序，本院各委员之提案以先后定其次序。”[39] 这一对交付的议案讨论的先后次序的规定，充分表明了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党中所处的领导地位。关于立法院通过决议的表决方法，查阅立法院的机关报《立法院公报》，可以总结出立法院及其各委员会的表决方法有举手、起立、无异议通过、无异议，有时候举手和无异议这两种方式用于表决同一个议案 。
    4.法律案公布
    经过立法院三读的法律案尚不能成为法律，根据1928年10月8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公布法律要经由国民政府委员组成国务会议议决，由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署名 [2][p89]。在国民政府公布法律之前，如果中央政治会议认为有修改的必要，形成决议案发交立法院依议修正。而被立法院会议否决的法案，如果院长认为有必要，征得中央政治会议同意之后，可以发交立法院会议复议，而且不得再否决。
    5.立法院的权限
    立法院是在中央政治会议领导下的一个专司立法的机构，根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立法院组织法》和《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相关规定，其权限有四个方面。
    第一，同意权。1928年10月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25条第2款规定立法院有议决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这些被称为同意权的职权，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宪法国家是为议会所拥有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第22条第3款、第4款规定，此等案均由行政院提出并经行政院会议议决，又依同法第3、第4条、第11条，此等权之行使，属于国民政府并经国务会议议决。又根据1931年12月30日公布的《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其第8条及第15条规定国民政府以五院独立行使5种治权，并各自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则此等权应由行政院单独负责，以国民政府名义行使，立法院议决此等案，行使同意权，其权力与立宪国家的国会没有什么差别。
    第二，质询权。这是《立法院组织法》第16条赋予立法院的权利：“立法院关于本院议决之执行，得向各院及行政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询；前项质询，须经本院议决行之。” [40]应当指出的是，立法院的这项质询权还是有所限制的：其一，立法院的质询仅限于本院议决案之执行，其非关于本院议决之事项，不得提出；其二，对于各院及行政院各部会提出并且是以文字提出，不得对于其他三院各部会提出。其三，质询案之提出，须经议决，即立法院院长或立法委员联署方为有效。这一质询权在1929年有所调整：根据1929年6月17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治权行使之规律案》第一项规定“一切法律案（包括条例案及组织法案）及有关人民负担之财政案与有关国权之条约案，或其他国际协定属于立法范围者，非经立法院议决，不得成立，如未经立法院议决而施行者，立法院有提出质询之责。”[41]这样，前后规定的质询权就有所区别：（1）前项质询为关于立法院议决案之执行；后项质询属于立法范围而未经立法院议决公布施行者；（2）前项质询是向各院及行政院各部会提出；此项质询是向公布施行之机关提出；（3）前项为可提出质询，后项为应提出质询，而且是属于职权被侵害所提的抗议。
    第三，质问权。这种职权是专门针对监察院所规定的。依据《监察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监察委员不尽职时，立法院得向监察院提出质问。”提出此种质问，必须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必须是向监察院提出；必须是监察院委员不尽职的情况下。
    第四，起草宪法权。1931年6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86条规定“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宪政两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订。” [42]有政治会议决定的立法原则，而拥有这些权力足以使立法院较好的完成各项立法任务。胡汉民之所以愿意走马上任立法院长，也即在于此。“胡汉民看重了立法院的职权，他要通过立法院，制定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法令，行之于中国。” [43]陈公博也曾这样说：“胡先生所要的是立法院，而把国府主席让之蒋先生。”[44]
    综上所论，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体制，呈现这样的特点：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常会、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都享有一定的立法权，真可谓是法从党出了。真正负责从事立法的机关是立法院，却仅享有一定的权限，但立法院不拥有西方三权分立下的国会所具有的对行政的制衡作用，按照首任立法院长胡汉民的说法，国民政府立法院只是“政治会议下的一个机构而已”[45] ，这是因为对立法院来说，“立法原则都由政治会议决定。政治会议有立法的最高权，我们对政治会议的决议只有遵守”[46] 。由此看开，国民党正是通过多种途径、不同渠道来巧妙地参与立法，从而保障国民党的意志渗透到法律的制定、贯彻和执行之中，这是国民党立法的初衷，也是实质。
    （文章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 王奇生：《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确立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2]《训政纲领》，《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90页。
    [3] 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说明》，《革命文献》第22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304页。
    [4] 蒋介石：《国府政治总报告之说明书》，《大公报》1931年5月11日。
    [5]《训政纲领》，《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590页。
    [6]《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254-255页。
    [7]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434页。
    [8]《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90页。
    [9]《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162、163页。
    [10]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页。
    [11]《立法院组织法》，《国民政府公报》1928年10号。
    [12]《中华民国现行法规大全》，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97页。
    [13]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435页。
    [14]胡汉民：《统一与分裂》，《中央周报》1930年第118期。
    [15]胡汉民：《整饬学风声中教授与学生应有的觉悟》，《民国日报》（上海版）1931年2月4日。
    [16]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434页。
    [17]《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90页。
    [18]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
    [19]《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史料中心印行1978年版第932页。
    [20]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434页。
    [21]《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90页。
    [22]《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国民政府公报》1928年19号。
    [23]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8页。
    [24] 《邵元冲日记》，第780页。
    [25] 章渊若：《现代立法问题》，民智书局1933年版第437页。
    [26]《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公报》，1931年第694号。
    [27]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页。
    [28]《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三条》，《国民政府公报》，1931年第1014号。
    [29]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180页。
    [30]《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31]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上，第220页。
    [32]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254页。
    [33] 《立法院组织法》，《国民政府公报》1928年10号。
    [34] 胡汉民：《一年来立法新制的试行》，《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第905页。
    [35] 《十年来的中国法制改革》，《孙科文集》，第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388页。
    [36] 陈顾远：《立法要旨》，中国国民党训练委员会1942年版第25页。
    [37] 《立法院组织法》，《国民政府公报》1928年10号。
    [38] 《立法院议事规则》（1928年11月13日公布），《国民政府公报》1928年第18号，1928年11月15日出版，国民政府印铸局编辑。
    [39] 《立法院议事规则》（1928年11月13日公布），《国民政府公报》1928年第18号。
    [40] 《立法院组织法》，《国民政府公报》1928年10号。
    [41]《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596页。
    [42]《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
    [43]周聿峨、陈红民著：《胡汉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页。
    [44]陈公博：《苦笑录》，香港亚洲大学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184页。
    [45]胡汉民：《立法工作的三种意义及其他》，《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第817页。
    [46]胡汉民：《立法工作的三种意义及其他》，《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第8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