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推崇改良，秉持稳进的改革策略。这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急躁冒进、不注意变革有序性的倾向是一种平衡和纠正。它对反思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清理“左”的思想根源、克服急性病和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有积极意义。
    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应该警惕的倾向。其一，在国学热中，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精华固然得到弘扬，但是其中的糟粕也沉滓泛起。如一些人利用《易经》、“气功”等宣扬封建迷信和神秘主义；一批冠以传统文化之名，实为宣扬封建迷信、厚黑之学、风水算命之类的书籍也纷纷出版流传，贻害社会。在读经活动中，一些倡导者将儒家经典的价值绝对化，误导人们以迷信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典籍。如蒋庆除倡导从小读经、全民读经外，还要求人们“无条件”接受经典的教化。“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8] 这就要求人们在阅读“经典”时，要摒弃理性判断，毫无保留、不加批判地接受其中的教化。蒋庆先验地认为，所谓“经典”具有普适性价值，它的教化不仅在当时、过往，而且在当代，都具有指导人生和社会建设的价值。这实际上是在鼓吹文化蒙昧主义和愚忠主义。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精糟并存。某些伦理道德和尊卑等级观念等曾严重扼制人的个性发展和理性判断。“无条件”接受它，只能使人思想僵化麻木。正如有学者所说：“复兴国学不是热炒国学，更不是盲目地拜在古人脚下，吸取陈死人的血。如果我们要复兴国学，那就应该理清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从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角度出发，切切实实地整理传统文化，恢复国学地位，将国学作为一门文化学科进行发展。”[9]
    其二，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对“传统”、“现代化”、“革命”这三个价值客体进行评价时，明显表现出“回归传统”、“反现代化”和“否定革命”的特征。[10]也就是说，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给予正价值的评价，而对“现代化”和“革命”则总体上给予了负价值的评价。一些论者一味反对激进，笼统否定革命，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走向声讨政治激进主义，锋芒直指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在文化传承方面，文化保守主义在强调文化转型的连续性（继承传统）时，却把现代化的基点全盘移到传统文化中，在看待文化的世界性和现代性方面失之片面，最终可能导致对现代化的反动。
    其三，某些大陆新儒家的言论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和现实针对性，甚至提出以“儒学”、“儒教”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这是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最需要警惕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大陆新儒家提出了一整套“儒化”中国的理论观点、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所谓“儒化”中国，就是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11]倡言“儒化”最力者有蒋庆、陈明、康晓光等。蒋庆是儿童读经运动的倡导者，在学界有“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之称。近年来，蒋庆连续撰文对“公羊儒学”、“政治儒学”、“王道政治”三个问题进行阐释。他认为，中国近一百多年来，以至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一直走着一条“以夷变夏”的“文化歧路”，导致今天的中国“礼崩乐坏，学绝道丧”[12]。要克服当今中国“亡教”、“亡文化”的危机，就必须复兴儒学，“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使儒教成为中国的“文化权利中心”，“成为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把整个中国变成“儒教国”[13]（p337）。2011年12月，蒋庆推出《政治儒学》的续篇《再论政治儒学》[14]，对其“政治儒学”理论进行增益充实，再次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康晓光也提出“国家要支持儒教，将儒教定为国教”，在中国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教合一”体制。[15]他预言“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复兴儒教不仅能够为中国政治建立神圣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基础，还能够为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中国’奠定基础，甚至能够为人类世界提供启示。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16]康晓光主张“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儒化共产党”，用“和平演变”的办法把中国演变成为一个“儒士共同体专政”的国家。具体策略就是“在上层，儒化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要将“儒化共产党”的“上行路线”和“儒化社会”的“下层路线”“双管齐下”。[9]
    “儒化中国”论者提出的主张，表明大陆新儒家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从“复兴儒学”走向“复兴儒教”的鲜明特点。[17]他们破解了“民主完美迷信”，却又制造着新的“仁政”万能迷信；他们看到了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弊端，却忽视了传统儒学本质上是为专制皇权服务的道统；他们将当前的信仰危机、道德沦丧简单地、直线性地归咎于百年来“西化”的结果，但是他们开出的“再中国化”18却未必是重拾道德人心的不二处方；他们夸大了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忽视了合法性是一个变动不居的东西，任何合法性基础都不可能一朝拥有而万世无虞。
    四、正确认识和对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对此，学术界已有不少的相关研究，探讨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原则方针、方法策略等。毋庸讳言，文化保守主义是当前中国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一支不容忽视的思潮。要实现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引领，必须正确认识当前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它不是一个新生事物，而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绵亘不断的支脉。它肇兴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中经晚清国粹派的“国粹保存主义”，民初东方文化派的“中西文化调和论”、本位文化派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再到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论，以致当前的大陆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群体。[19]它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当今中国都有其存在、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土壤。厘清文化保守主义产生的国际国内背景、思想理论渊源、内在诉求和影响等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文化保守主义的不同派别和思想，既肯定和弘扬其积极作用，又要警惕和批判其负面影响。如前所述，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流派的复杂性，其主体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即便是其中的一些错误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其积极意义。如大陆新儒家的“儒化中国”论。“儒化中国”言论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路径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很大挑战，目标直指政治改造和意识形态转换。虽然“儒化中国”论者尚未建构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政治构想也显得迂阔难行，但他们所提出的某些理论命题却必须予以重视，如政治合法性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民主化问题、民意表达问题等等。
    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发展的时间还不太长，还是一个正在发展演变的社会思潮，包括大陆新儒家在内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内部分歧很大，在不断的分化重组。因此对这一思潮和这一群体，要以宽容、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谨慎定性，不能扣帽子。有学者认为大陆新儒学“在前期发展阶段就表现出了崇儒反马的特点”，而且认为大陆新儒家提倡“崇儒”就必然要“反马”[20]。还有学者指出：“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大陆新儒家，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看他如何处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试金石。如果一个人既抱定儒家的信念不放，又反对马克思主义，则他是一个大陆新儒家；如果一个人不反对马克思主义，虽然他对儒家有很多同情的理解，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大陆新儒家，只能说他是一个儒学研究者……如果他们想成为大陆新儒家，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他们不信奉马克思主义。”[21]这就将大陆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至于绝对对立的位置，忽视了大陆新儒学内部的分歧和与马克思主义者交流对话的可能。上述言论实质上与其所批判的某些大陆新儒家“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的论点在内在思维逻辑上是一致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错误理解。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的中国成为救国救民的指导思想，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重要论题（如大同理想、民本思想、均平思想）相契合。但是，无可讳言，过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儒学中的一些精华（如德治仁政、修己安人、修身立德、宅心于仁、人伦和谐等）并没有予以足够重视。这些恰是大陆新儒家所反复阐扬的“政治儒学”的重要方面。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和认识上的局限，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有过一些偏差，以致出现杜维明所说的“该扬弃的没有扬弃，该继承的没有继承”。对此马克思主义学者并不讳言。[22]（p19）早在1990年代中期，方克立就提出应以“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儒学中糟粕的最彻底的批判者，也应该是其中精华的最坚决的继承者”。[19]（p19）
    当前，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确已受到挑战，社会各界或知识界都有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辩难或者非议。这是正常现象：一则这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二则因为人的认识有差距，经历有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或接受也不一样，或认可程度不同，或时间上有先后。一个显见的道理是，人们信奉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它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它对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有指导作用。要允许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在某些情况下，也包括反对。这是人们接受真理、认识真理的自然过程。因而，包括大陆新儒家在内的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削弱或者反对，在某些情形下也是真理发展过程中的反复或认识的差距所致。马克思主义学者应平心静气，从中找出马克思主义亟待发展的方向，解决问题，回答他们的责难。
    同时，应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积极应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两个突出矛盾：其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多样化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一元化之间的矛盾；其二，是社会多数成员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普遍淡化的态度与现实生活中各种意识形态问题愈加凸显的矛盾。[23]（p288）在理论研究和思想教育领域，以及日常生活中，马列主义的研究和宣传都呈现出日渐弱化的趋势。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隔膜感和疏离感增加。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应用的庸俗化、教条化。作为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和生命正在于永远与新鲜、变化的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在时代发展中不断调整、发展自己。大陆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提醒理论工作者、宣传教育部门，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土化，必须吸收领会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内核，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为大众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新内容，来指导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内化为我们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康晓光曾经在2004年预言，今后二十到五十年内，儒家必将与西化派（马克思主义者也被康晓光视为西化派--引者注）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内进行“殊死的决战”。[9]如今，大陆新儒家的第二梯队已然呈现。24因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尤为紧迫。
    此外，应积极消除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不良影响，坚决批驳其错误言论。如针对文化保守主义者、全盘西化论者在我国文化建设中造成的混乱思想，黄楠森、龚书铎、李文海、郭双林等教授及时组织编写《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等论著，有针对性地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与文化市场问题，批驳文化建设和历史研究中的错误言论，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当前思想文化界的现象与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