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古代语言是古代史研究的基础。虽然随着学术事业的发展，大量古典文献已经被译成现代语言，尤其是英语。而且由于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新的译本，需要不断的翻译，因此不少古典文献的现代译本不止一个。中国的古典世界史研究，如果缺少了翻译，无论如何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但翻译同时也是解释，体现了译者的立场和时代的取向，因此在不同的译本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差别。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些细微的差异也许不是问题，但对于一个专业研究者来说，则可能影响其观点和结论。威特马什（Tim Whitmarsh）以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2卷有关特尔西特斯（Thersites）的描写为例，指出三位现代译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拉提摩尔（Richmond Lattimore）完全忽视了普通士兵特尔西特斯与统帅阿伽门农（Agamemnon）地位上的差异，其他译者则明确暗示两位争论者地位上的差别。[40]两种不同的处理，当然会造成理解上的差异。再如人们常说的修昔底德记载的伯里克利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当霍布斯翻译时，他将伯里克利定义民主政治的那句译成“我们的政治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府在庶民（Multitude）手里，不是在几个人手里”。[41]但在企鹅丛书的华尔纳（Rex Warner）译本中，变成了“我们的政府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42]洛布古典丛书的史密斯（Charles Forster Smith）译本此处被译成“我们的政府确实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管理权不在少数人而在多数人手里”。[43]比较而言，三个译本的主要差别在于政权到底是在庶民手中，还是在全体公民手中，抑或是在多数公民手中。三者含义区别明显，第一种显然带有贬损意味，第二种当然比较肯定，第三种则介乎两者之间，可褒可贬。核查原文，则用“多数人”表达希腊语的pleionas更为准确。霍布斯是个民主政治的批判者，他对普通人殊无好感，相应地讨厌雅典人，因此把修昔底德的书名译成比较中立的“希腊人战争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Grecian War），把民主政治译成“庶民的统治”，华尔纳和史密斯都是在20世纪完成自己的译文，他们都把修昔底德的著作译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暗示他们接受了近代人将战争责任归于斯巴达的立场（伯罗奔尼撒人发动的战争，犹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在有些英文译本中成为The Persian War）。不过略有不同的是，史密斯的译本为洛布古典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比较强调忠实和直译。此外，他的译本完成于1919年，当时民主政治和多数人的统治已经逐渐变成褒义词，所以他并不介意将民主政治与多数人的统治联系起来。而华尔纳译本初版于1954年，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民主政治相当巩固，并且在社会文化中成为完全正面的术语，他本人可能对民主政治有更多的好感，干脆就将民主政治变成了全体公民的统治。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古典语文的基础，就只能跟着译本（而且可能只是某一个译本）走，一旦译本错误，则前功尽弃。此外，更多的文献，如考古的、碑铭的、纸草的、陶片的、甚至部分文学的，都没有现代文字译本，只能直接利用原文。由于西方古典学的历史已经有数百年，传统文献几经爬梳，除非奇迹降临，否则很难再有新的重大发现，但考古、碑铭、纸草文献学等学科，却在不断提供着新的史料。19世纪末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发现是一个显例，后来的米南德（Menander）喜剧的发现，则是另一个影响重大的例子。因此，古典语文的基础既是我们从事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也是新资料的主要来源。
    不过，古典语文绝非万能。《古代史指南》已经表明，当代的古史研究，早已成为一种深厚的学术传统，社会科学新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让古史研究的资料和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而言，阅读古典文献固然是必需的第一步，但如果仅以阅读古典文献为满足，似乎自己的所有结论都只是从直接阅读古典文献而来，不免有闭门造车之嫌。毕竟古代史学科起源于文艺复兴时代，17-l8世纪得到初步发展，到19世纪专业史学奠基，经过20世纪的繁荣走到今天，西方学者已经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基础。继承前人已有成果，是古代史研究取得突破的前提和基础。如刘家和先生所指出的，在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尤其要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我们作历史研究，本就是对传统的一种研究。所以，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并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看到人家的成就，承认它（而不是掠其美）以作为自己的起点，又看到人家留下的真正问题及其历史局限性，否定它，扬弃它来进行我们的创新。这样的创新才是真的，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价值。”[44]可是，对古代史研究而言，它最初发端于意大利，后在法国、德国和英语世界成熟、发展，前苏联和东欧在古代史的某些重要领域，例如黑海地区希腊人的殖民、古典文明与周边世界的关系、古典世界的奴隶制等，也取得过辉煌成就。因此，古代史上众多问题的研究成果往往用多种现代文字写成。以古代经济史研究为例，从博克的《雅典国家经济》诞生以来，19世纪到20世纪的西方学者进行过多场论战，从19世纪末的迈耶、贝洛赫和布彻尔（Karl Buecher），经韦伯（Max Weber）、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和哈斯布鲁克（Johannes Hasebroek），再到芬利（M.I.Finley），乃至最近的戴维斯（J.K.Davies）、奥斯邦（Robin Osborne）等，历时百余年。[45]有关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生活，从18世纪法国学者罗林，英国学者弗格逊等，经19世纪的麦里瓦尔（John Merivalle）、蒙森，到20世纪的格尔泽尔（Malthias Gelzer）、莫泽尔（F.Muenzer）、塞姆（Ronald Syme）、斯卡拉德（H.H. Scullard）、尼科莱（C.Nieolet）、布隆特（P.A.Brunt）和米拉（Fergus Millar），再到新世纪的莫斯坦因一马科斯（Robert Morstein-Marx）和莫瑞特森（H.Moritsen）等，观点、模式、史料和方法都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46]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这些有益的成果，又如何继承？没有继承，又从哪里寻求创新？可是，要真正有所继承与创新，我们必须至少掌握两种以上的现代外语。缺少了这个前提，所谓的创新，很可能成为刘家和先生所说的“足以摧毁科学生命的”“形似而实非的'创新'”，其结果，恰足以破坏真正的学术研究。[47]
    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对于历史学进展的作用似乎不用多说。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历史确实是一门叙事的艺术，从古代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李维和塔西陀，都以叙事见长，于叙述中寓褒贬。但现代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则是日渐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琼斯在论述雅典民主时仍采用传统的叙事，但80年代以来的雅典民主政治和罗马共和国政治研究，显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芬利对古代与近现代民主关系的讨论，奥伯有关精英与大众关系的分析，圣克莱尔（R.K.Sinclair）关于雅典民主制度下的大众参与研究，莫斯坦因一马科斯对公共交往理论的应用，莫瑞特森对共和国后期罗马城政治地理的考察，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现代政治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百年来有关古代经济的讨论，更与经济学理论及其方法密不可分。《古代史指南》对古代普通人从生到死的论述，如果缺少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则会成为无源之水。《恺撒指南》中有关恺撒形象的传播，显然是利用了传播学与接受学的理论和方法。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十分时髦的种族与民族认同研究，以及希腊人与蛮族人、罗马人与蛮族人的关系，本身就是政治学、民族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在被引入古史研究后，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48]至于荷马研究与文学、考古、人类学的联系，在帕里（John Parry）、洛德（A.B.Lord）、芬利、纳吉（Gregory Nagy）等众多荷马研究的成果中，早已得到生动体现。[49]希腊史研究中对阿卡狄亚等地区新近的关注，固然与资料的积累有关，但如果缺少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也将无从解释。[50]基于此，我们或许可认为，对资料的新解读，新课题的发现，新视角的采用，新领域的开拓，总之，当代古史学中的任何创新，或多或少都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采用有联系。社会科学确实在侵蚀着古代史研究，但与此同时，古代史研究也借助于社会科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