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宰相的职权及其特点
    宰相如何“助理万机”？其职权有二：
    首先是议政权。凡是国家大事（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一般由宰相入宫朝见君主，共议处理办法，宰相要竭尽智力，出谋划策，最后由君主“独断”决定，下诏执行。这被概括为“入（宫）则参对（君主）而议政事”（《后汉书·陈忠传》），是宰相的直接议政权。但宰相不能事事入宫。平时君、相不见面，日常政事则由宰相奏上文书，提出处理建议，供君主斟酌、决策；也可能君主先下非正式的手诏给宰相，提出措施，宰相如无异议，便成为决策（宰相虽有异议，但君主坚持己见，仍成决策，因为根本制度是君主专制）。这些是宰相的间接议政权。总之，整个统治机器的运转，便是从君主、宰相的议政、决策开始的。
    其次是监督百官执行权。再好的决策，如不能有效实行，便等于一纸空文。伪古文《尚书·周官》早已总结这一经验说“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宋蔡沈注“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谓”（《书经集传》）。明丘浚便强调：从君诏令之出，不可不详审于未颁之前，尤不可不践行于既颁之后。“（《大学衍义补》卷3”谨号令之颁“）而”践行“的关键，就在于宰相对百官的监督、指挥。这被概括为”出（宫）则监察（百官）而董（正）是非“（《后汉书·陈忠传》）：如向全国下达诏令（决策）；规定实施步骤、完成时间；特别是实施过程中委派属官督促、检查，并要求被监督的官员通过文书报告执行情况；如发现问题，宰相需及时研究解决；年终则根据政绩，对被监督官员进行考课，奏行赏罚（此即”董是非“）等。为保证效率，只要不违反诏令（决策）的基本精神，宰相还有权不经过君主，自行发布文书（晋日”符“、唐日”堂帖“等），处理发生的一般问题（当然，大事仍需上奏君主，另颁”诏令“解决）。这样，通过这一职权，宰相便使统治机器的运转得以继续，诏令（决策）得以”践行“，从而全面地做到”助理万机“。为了有效地监督中央和地方百官执行决策，宰相下面设有庞大的宰相机构。如汉代有三公府，唐初主要有尚书省等。以唐初尚书省为例，宰相（仆射等）下主要官员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他们上承君相之诏令，分别制定各自领域内之政令、制度，通过众多属官，监督中央、地方百官具体执行各项任务；后者将以执行结果，上报六部，最后达于宰相（以上参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1《述制》）。
    以上两个权力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参与了与君主议政事，才能深入理解有关决策的精神，从而有效地监督百官执行；同时也只有平日监督百官执行各种决策，广泛地掌握全国特别是地方上反馈上来的情况、问题，才能在与君主议政事时恰当地出谋划策。即必须同时拥有这两个权力，宰相才能成功地辅佐君主，治理国家。如果宰相不能有效地掌握这两个权力，便将被免职。
    以上两个权力又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宰相权力，特点是可被君主根据情况和需要扩大或限制。l.扩大：有时君主”倦勤“，对宰相又十分信任时，便可把一切大权交给宰相，对决策、执行结果的批准、承认，只是走形式。如唐玄宗”晚年自恃承平，……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宰相李林甫）“。这时李林甫所拥有的已不仅是相权，实际上已几乎扩大到了君权，所以”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一载十月己亥）。前述诸葛亮在蜀国决断一切政事，也是相权被扩大之一例。2.限制：当君主对宰相不满意甚或猜忌，而又未达到将其罢免之地步时，往往便不同程度地限制其权力。一是限制宰相的议政权，见下节；一是限制其监督百官执行权。如《后汉书。朱浮传》：汉光武时，”旧制：少|、|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宰相）。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公）府“，而由他直接处理。此即限制宰相这一权力之一例。又隋文帝”疏忌“宰相杨素，便下令使之”不知省（尚书省，隋宰相机构）务“，更是几乎剥夺了宰相的监督百官执行权（《隋书·杨素传》）。
    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些复杂的君相、政治关系，往往便是通过宰相权力这一特点--可被扩大或限制来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