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清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不是宰相
    如所周知，中国古代宰相制度到明代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认定宰相权力（主要指监督百官执行权）太重，明太祖废宰相，一般说重大政务全由他个人谋划、独断，并自行统辖、指挥百官（主要是吏部、户部等六部尚书）去执行，据其政绩，决定赏罚；执行中发生问题，也由有关官员分别奏请明太祖直接处理，其间不复存在宰相这_层次。也就是说，经此改革，君主把宰相政务全揽在自己手中，君权把相权吞并了。
    可是这一改革是和明太祖的个人特点（权力欲极强，猜忌心极重，精力充沛，统治经验丰富）紧密关连的。明成祖以后诸帝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特点，便无法坚持下去。于是，大体从明宣宗起，逐渐形成内阁制度：于翰林院设殿、阁大学士若干人（后来一般由大臣兼任）值文渊阁，“参预几务”（《翰林记》卷2），即握有议政权，为君主处理政务出谋划策，包括草拟诏令（“拟旨”）；其地位后且凌驾于六部尚书之上，从亦称为宰相矣“（《双槐岁钞》卷4”文渊阁铭“）。
    可是这一内阁制度并不是宰相制度的恢复，内阁大学士也不是宰相。最主要的根据是：内阁大学士类似过去的秘书咨询官员，只有议政权，而无监督百官执行权。执行权主要掌握在六部尚书手中，制度上归君主直接指挥，内阁无权过问。明世宗时曾任刑部尚书、”习国家典故“的郑晓（《明史》本传）说：“入内阁预机务，……不得专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今言》卷之四343条）。此处……九卿，主要即指六部尚书。这话等于说他们不受内阁统辖，只向君主奏事。明末曾任六科都给事中，同样“习掌故”的孙承泽在《春明梦馀录》卷23“内阁一”中照抄郑晓这话后，在另一处又说：“内阁之职，……主票拟（即”拟旨“）而不身出与事。”“不身出与事”即不得出宫干预、指挥外朝百官执行事，与上引郑晓的话意思一致。可见这是直到明末尚未变化的制度。所以明穆宗时言官骆问礼，竟视称内阁大学士为“宰相”者为“道路无知之人，'，斩钉截铁地说”不知大学士非宰相也“（《明经世文编》卷470《喉论》）。
    至于清代，虽然提高内阁大学士品级为正一品（按明代内阁大学士在制度上始终归属翰林院，仅是”正五品衙门“，见《大明（万历）会典》卷221），后来的军机大臣权势更重，但直到清末，和明代一样，在制度上始终没有赋予他们监督百官执行权。故乾隆钦定的《历代职官表》卷2案语说：“内阁职司票拟（按即草拟文书），其官创自明初，原不过如（唐）知制诰之翰林，并非古宰相之职。，乾隆自己也在一道谕旨中说：大学士之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清实录》第 23册卷1129，乾隆四十六年四月辛酉）。乾隆年间曾任军机章京的王昶说”军机处，盖古知制诰之职。……其职掌在恭拟上谕……为至要，（《枢垣记略》卷22）。邓之诚先生在1937年的一次学术报告中便说“军机大臣与皇帝之关系，颇似今之秘书厅”（见《谈军机处》，收入王钟翰《清史杂考》附录，人民出版社，l957，276页）。这些都表明：清代同样不存在宰相制度。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基本上仍是秘书咨询官员，用现代话说，他们不过是皇帝最亲近的参谋长、秘书长，如得到皇帝信任，可以权势极重，但在制度上始终无权直接监督、指挥握有军政实权的百官，与“古宰相”是不同的。当然，由于明清两代未设如汉唐那样的正式宰相，官场上为填补这一空缺，再加上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有时得到皇帝信任，言听计从，权力极重，于是也有人称他们为“宰相”的，乾隆斥这种人为“献谀者”（见同前《清实录》辛酉谕旨），属非制度问题，学者务必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