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大都是缘水而起的，如起源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起源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两河文明，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相应地，古代建城也自然沿河选址，以水为邻、依水而建自然佳处颇多，然而也不免有一定的隐患。古人有很多与城市水患斗争的例子，甚至也有为躲避水患而迁都的。如商代第十二位君王河亶甲立，是时嚣有河决之患，遂自嚣迁于相；其后祖乙既立，是时相都又有河决之患，乃自相而徙都于耿。近年来，由于极端天气的影响，我国许多省份暴雨成灾，洪水肆虐，城市被淹，汽车成了渡船，经济损失巨大，百姓生活颇受影响。如2011年北京地区遭遇暴雨，市民蹬水而行，交通严重堵塞甚至瘫痪，大批下班人群滞留在地铁站。其他一些城市也因暴雨骤至，出现了所谓“看海”奇观。于是，城市排水管理问题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考验着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对此，我们有必要从古人那里汲取排洪防灾的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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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说来，古代城市排水系统，一是依赖城内排水沟渠，二是依靠城中河道，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古代的城市排水，在夏商之前相对简陋，至西周以后渐次发展，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排水系统。我国历代制定了许多与城市排水有关的制度和法规，值得今人借鉴。
    古人已经深刻意识到，“水失其性，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而为灾也”，所以我国历朝都很重视排水沟渠的疏浚和整修，可谓代不乏人，史不绝书。例如，唐玄宗曾下诏修理两都街市、沟渠、道桥，而其旧沟渠，令当界乘闲整顿疏决。德宗时修石炭、贺兰两堰，并造土堰，开淘渠。五代十国时期，周太祖曾诏开封府淘疏旧壕，以免雨水毁坏百姓庐舍。民间也非常重视城中河道的日常疏通和维护。如唐懿宗咸通年间，“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专门以养护河道为业的人，他们负责在河道上挖掘污泥、清除残秽，向管理部门领取报酬。
    相对而言，宋代在城市排洪防灾方面所做的工作要更多一些，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制。宋朝对河渠的管理有一套严格而科学的制度，每年定期疏浚河渠，颇见成效。有些制度则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加以确定。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诏：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哲宗元祜四年“十二月，诏：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仁宗天圣二年，张君平等人推出治理河渠的八条建议，其中提及，“民或于古河渠中修建堰碣，节水取鱼，渐至淀淤，水潦暴集，河流不通，则致深害，乞严禁之”。其议被皇帝采纳，诏令颁行。
    当时对于城市水系的排洪防灾作用也已有深刻认识。成书于北宋元丰七年的《吴郡图经续记》就已明确指出，苏州城发达的河渠水系具有重要的排洪作用，能够“泄积潦，安居民”，“故虽名泽国，而城中未尝有垫溺荡析之患”。
    北宋绍圣初年吴师孟著有《导水记》，记载了成都疏导城内河渠的情况，又据《宋史·河渠志》，绍圣元年十一月，李伟言：“清汴导温洛贯京都，下通淮、泗，为万世利。自元{；占以来屡危急，而今岁特甚。臣相视武济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广武埽首所起，约置刺堰三里余，就武济河下尾废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导，回截河势东北行，留旧埽作遥堤，可以纾清汴下注京城之患。”在将近千年之前，我们的先民就有了这样的认识，确属难能可贵。
    明清时期，人们对城市排洪防灾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清代对于城市排水系统的管护也十分重视，京城内外排水沟渠有专人分段进行管理。顺治元年，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以时疏浚。若旗民淤塞沟道，送刑部治罪。康熙五年，定修筑城壕例：护城河遇水冲坏处，内城由工部委官修筑；外城由顺天府及五城官修筑；城上挂漏处，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工部委官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