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其研究的对象都是完全外在化于主体的客观存在,而且这种存在是与主体的存在共时态的。然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则迥然不同。它的对象是一种时间状态中的“过去式”。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中的客体,是一种人类过往的生存状态。但是,这一人类过往的生存状态,并不是像一具坏死的肌体那样,已经随着时间的逝去而变得毫无意义,相反,它却以一种传统的力量汇入到人类的“现在时”、“正在进行时”和“将来时”等一切时态之中。因此,如果把历史仅仅视作已经逝去的过去,那它是一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如果把历史看作为一种传统,它却又体现在我们的现实之中。就像我们已经普遍经历到的那样,历史传统是一根永远也割不断的金带,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也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它都先于我们而存在,并成为我们生存的总体基础。在我们意识到任何传统的存在之前,我们本身已被置于这一传统之中。作为一个现代的生存个体,我们或许有不理解传统,并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自由,但是却无法不生活在传统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认识上的所谓“自由”本身就是肤浅的,而现实中的不自由才是本质所在。历史作为已经逝去的过去的不可复返性,与作为一种传统的现实延续性,正表明了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这一两重构造特点。一方面,历史作为已经逝去的过去,它已外在化于我们的现实存在,因而是可以观照的,对现实的我们来讲,它也是对象性的;但是,另一方面,历史作为一种传统,它又延续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成为构成现实的人的本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又是非对象性的,不可彻底观照的。 历史的这种对象性和非对象性两重构造,也就从总体上决定了历史认识的本质。一方面,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历史,它外在于并先于我们的现实存在,从而成为可以为主体观照的客体(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完全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求得精确性和科学性。历史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科学,也正是建立在历史的对象性和先在性这一点上的。然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非对象性的历史,它又以传统与当代的联系而延续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成为现实的人的本质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是非对象性的,它就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主体而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历史学又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同等的试验条件下,不同的操作者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来。 二、从对象性的历史到对象化的人:历史智慧的特征 由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所决定的历史认识的二重性,正是历史学区别于自然科学,并在总体上区别于哲学和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基本原因。也就是说,历史学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历史学自身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其内在的原因就在于此。由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完全是对象性的事物,故而一项研究完成之后,后人就不会、也没有必要再去重新研究,因而它的研究方向永远指向未知。文学艺术表现的是人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作为、处境、情感及其相互关系,它是基于对现实的人的存在的感悟,因而是非对象性的、体验性的和审美性的。而历史学则不同,一方面,就其作为一门研究性的学科来讲,它研究的是对象性的事物,因而它要求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和科学性。但是,另一方面,就历史作为一种传统在当代的延续性来看,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又具有某种非对象性性质。从这一点来讲,历史学与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又有其共同性,即现实的人既是观照者,又都是被观照者。两者的差别仅仅在于,历史学是通过既往来程来观照人类本身,并在这一对作为逝去的对象性观照中来体验、参悟和理解此时此在的一切;而文学和艺术却是通过对人类当下的现实存在的体认,来虚拟出一个现实的人作为一种存在主体而不可对象化的对象性世界。历史认识在总体上的模糊性及其相关特征,其基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同样,E·卡尔关于“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正是基于历史作为传统在当代的延续,而“对话”之所以永无止境,其原因就在于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这种二元一体的矛盾,以及体现于不同时代、不同研究主体、以至于同一主体在不同情形下对这一矛盾的不同理想、把握和解决之中。同样,对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也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予以理解。 作为已经逝去的历史和作为一种传统延续在现实中的历史,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其矛盾的具体展开,基于过去的不可复返性--历史时间的永恒流动性和不可逆转性;而其统一的前提,则是基于人作为一种存在的历时性和延续性。于是,一方面是由于历史时间的流动性和不可逆转性而造成的历史遗忘,另一方面又由于人的存在的历时性和延续性而唤起的人类灵魂深处的历史记忆;一方面是过去的将永远成为过去,人永远无法回到昨天,另一方面,又是新的脱胎于旧的,历史时间的不可逆并不能排斥人作为一种独特存在的本质上的可逆(联系)与互动(承传)。正是在这种遗忘和记忆的二元对立与相辅相成之中,人类才能在总体上弥合因不间断的时间落差而造成的远离家园感。也正因为如此,人类作为一种统一于自然,而后又分离于自然的特殊存在物,才能在根本上消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虚无感,从而成为一种上有根基、下有承传的现实存在物,并进而体会到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意义。 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相比,人类无疑是一个最富有时间意义的存在。文德尔班曾将人定义为“有历史的动物”。这个定义至少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类作为一种存在的独特形式及其过程--在历史时空中不断展现其存在和本质。仅仅从存在的形式或过程的角度来讲,如果省却了其随之而来的绵延的历史时间,人类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之间,恐怕也就失去了任何质的区别。因为,对于人类来讲,时间不仅仅意味着个体的生老病死、荣辱盛衰,也不仅仅意味着肉体生命的薪尽火传、代代相因,而且还意味着人作为一种存在所栖身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变革、代谢和进步,以及人作为一种特殊类别的身心两方面的演进。正是从这种身心两方面的演进之中,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人“与天地万物同化”的意蕴与神髓,体会到人类通过其“感性的活动”而使自己变成“感性的对象”--既是实践主体又是认识主体,既能认识世界又能认识自身的独特存在及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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