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所提供的关于人类的知识之所以只能是一种准知识,原因就在于这种知识在人类的现实中是很难得到证实的。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各种时间态中的人类作为一种共同存在的心理的一致性。历史研究者对人类既往的认识,正是基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这一大前提。正是从这种基本的心理上的一致性出发,时间态中“过去”的人类,对生活在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来讲,才是可感的、相通的。这种心理的一致性之所以得到确立,原因就在于人类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首先是一种“感性的活动”,其次才是“感性的对象”。也即作为主体的人之所以能够把自己作为客体来进行认识,是通过对自身“感性的活动”的认识来实现的。换言之,人类的全部“感性活动”,正是人类借以观照自身的“中介”或镜子。正是通过这面镜子,人类才能在体察世界万物的同时反观自身。同样,也正是通过这种与生俱来的“感性的活动”,人类才能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能够改造自己。所谓历史,事实上也就是人类“感性的活动”的具体展开及其表现形式。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所提供给人类的知识,实质上就是通过对人类既往行程中感性活动的认识,来认识人类自身。诚然,人类认识自身的途径有多种,宗教、文学、艺术等等,都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有效途径。但只有历史学执著于人类的全部感性活动,并从不同时态、不同空间、不同种族、国家、阶级或阶层的具体的感性活动中,来动态地反映不同时间状态、不同空间背景下的人类的各种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从而不仅在总体上说明了人类是什么样子,而且还说明了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因此,在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中,历史知识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从人类知识的整体结构来看,历史知识是这一结构中的基础部分。换句话说,人类的一切认识,都以历史认识为基本出发点。对应于中国的一句古话,就是“人穷则返本”。从人类知识的分类来讲,历史知识是关于人类自身的一种综合性的知识,也即历史知识包容了人类认识自身的各种有效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典作家才有“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门学问,就是历史科学”的命题。 与历史学所提供的知识相比,由它所营造的意义世界,则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忽视的。多少年来,一谈到历史学的价值或意义,人们不是标以“资治”,就是喻为“教化”,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除此而外,很少有其它更深层次上的申述或发挥。其实,无论是“资治”,还是“教化”,都还只是停留在历史学的知识层面上,它们并不能代表历史学本身所固有的知识之外的另一重境界:价值和意义世界。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首次阐述历史学的价值和意义境界的,是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他曾对史学的意义作过这样的申说:“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肯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这里,刘知几揭示了史学价值和意义境界的第一个层次,即史家(史官)所从事的职业,并不只是史家自己个人的事,而是关涉到社会众生的终极价值关注--书名竹帛,万古不朽。也就是说,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应做些什么,如何才能真正超越肉体生命的短暂而求得精神的永存,这一系列在人生哲学上玄而未绝的疑问,都只有通过史学而最终得以落实。所以,刘知几进而总结说:“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把人生终极关注和价值寄托系于史学,刘知几在世界上可能也是第一人。 如果说刘知几所营造的史学价值和意义世界,只能“救赎”社会上的某些特殊人物(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书名竹帛”,并随竹帛的流传而万古长青的),那么,宋代以来关于“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议论,则隐约地反映了史学“救赎”芸芸众生的现实与可能。既然国家只是一家一姓之国家,因此国家的“亡”,也只是一家一族之灭亡,并非所有众生的最后幻灭。相反,“史”则不同,它是整个人文化成的见证与凭借,没有它,整个社会、全部苍生的价值、尊严,必将失缺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国可亡,史不可亡”这个命题,如果从反面来理解,必然会生发出史学的另外一重意义:历史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前提与基础,保存了历史(亦即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就“救赎”了芸芸众生。宋元交替和明清鼎革时期,宋明的遗民们通过对前朝历史的整理来自赎赎人,也都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历史学的这种价值或意义。 当然,历史学所营造的价值和意义世界,不只是涉及了人生的终极关注,也不只是使芸芸众生有了价值寄托,而且还从总体上揭示了人类作为一种存在的非特定化和未完成性。如果说前者解决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及其理由,那么后者则说明了人类为什么要继续存在下去的原因以及如何存在下去的可能。不管人类目前的一切是多么的辉煌,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辉煌总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变得暗淡无光。因为穿越一切历史隧道之后,突兀在人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相比,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还只是一种非特定化的存在,只是一种随历史而不断完成的未完成物。人类的这种非特定化和未完成性,一方面表明了人类作为一种存在的不完善性,另一方面也喻示着人类未来发展的某种未确定性。正是在这种不断完成和尚未完成以及日益完善与尚未完善的巨大张力之中,人类才能真正产生光荣与梦想,既踌躇满志又不无恍惚,既信心百倍又心怀忐忑,在瞻前的同时又要顾后。只要人类作为一种存在尚未彻底完成,只要人类的存在还具有不完善性和不确定性,人类历史的非对象性就会永远存在。同样,只要有人类非对象性历史的存在,人类对自身历史的理解,就永远会带有审美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营造的价值和意义世界,就既是科学的,又是人文的;既是理性的,又是审美的。 注释: ①《史记·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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