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著作实践的结晶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于1851年12月-1852年3月写成的。恩格斯曾在本书的第三版序言中指出：“这个篇幅不大的著作就是在今天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等等，都依据革命的实践经验，作了丰富和发展。它爱憎分明、文字生动、理论深刻、说服力强，确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
    恩格斯曾一再向读者推荐这本书。在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中，称它为运用唯物史观的“十分突出的例子”；在1894年1月25日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称它为运用唯物史观的“光辉范例”；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称它“初次显露出的惊人天才”；此外，在1890年10月27日致施米特的信中，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都把它作为全面地阐发唯物史观的著作推荐给大家。在1885年恩格斯为本书写的第三版序言中，更详细地论述了本书的价值，说：“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的确是无与伦比”的。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本书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它“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和梅林，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人拉法格等，都给予本书以极高的评价。例如，李卜克内西说，本书是“匕首”、“投枪”，它“提供了政治史著作的典范”。它“把塔西佗的严肃忿怒、尤维纳利斯的尖刻讽刺和但丁的神圣的怒火综合在一起”。它“再过几千年也还是要被人诵读称赞的”①。
    马克思在本书中所显露的天才，来源于实践。参加欧洲1848年革命，是马克思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在革命的前夕，马克思就已经同许多国家的革命民主派、知识分子、特别是同象正义者同盟等工人阶级组织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共产党宣言》的诞生，为即将来临的革命奠定了思想的、组织的基础。二月革命的硝烟未泯，马克思即给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发了贺信，并被临时政府成员弗洛孔邀请返回巴黎。3月3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将同盟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巴黎，并委托马克思在巴黎组织新的中央委员会，不久，马克思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并广为散发了《共产党宣言》。由于他以革命的战士、人民的喉舌、群众的领袖这样的身份积极参加活动，在革命中做了大量的领导工作，甚至诸如救济受迫害者的后勤工作，并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以通讯、个别谈心、书报摘抄、实地勘察等方式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这样，就使得他经过了革命实践之后，获得了一些新的结论，在理论上有了新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还运用他首先发现的唯物史观作为“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并“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②。
    马克思的天才还来源于艰苦奋斗。在写作本书的期间，正是马克思一家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从1849年8月开始，马克思又屡受法、德等国反动政府的迫害， 一家饱尝了流亡苦楚，遭受贫病交侵的悲惨境遇。尽管马克思处于个人的种种困苦之中，但是，当他想到无产阶级的事业，想到人类解放的广阔前景，却仍然保持着开朗而平静的心绪，摒弃资产阶级的物质诱惑，艰苦地为无产阶级总结历史经验，不断搜集研究材料，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卓越地完成了这一光辉著作。革命导师的崇高的思想境界和治学态度是值得我们敬仰的。马克思在1859年2月1日致魏德迈的信中，在回顾这一时期的遭遇后说：“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赚钱的机器。”并在1851年6月27日致魏德迈的信中， 坚决反对那些认为“灵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头脑简单的人们”。
    革命的指南理论的宝库
    过去，我们一提起本书就联想起工农联盟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两个重要的结论而不是全部，本书的内容要比这丰富得多。
    正如《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一样，本书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亦是唯物史观。所不同的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唯物史观只被大体上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而本书，却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一段当代历史的光辉范例。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了臭名昭著的政变。 这一事件震动了当时整个欧洲，一时议论纷纷，各持己见，但总的来说，都是唯心史观。波拿巴主义者固然不用说了，他们百般美化这次政变，把波拿巴吹捧为历史的主宰者。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雨果，在其《小拿破仑》一书中，虽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但却把这次政变看作是与社会阶级斗争毫无联系的“晴天霹雳”，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在其《从12月2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一书中， 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的说明却成了对波拿巴的历史的辩护。因此，当时，摆在马克思面前一个十分重大的任务，就是用唯物史观对这次政变作出科学的说明，总结出经验教训，武装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特定历史条件（在阶级社会条件下是特定阶级力量）对比的产物。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堪称典范地分析了路易·波拿巴登场的历史条件，马克思说：“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这就是说，把历史的前进或受阻，完全归功于或归咎于个人作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还应当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③
    路易·波拿巴是个阴谋家、野心家、江湖流氓头子。正因如此，他的活动方式便具如下特色：第一，他在许多场合，是以“社会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称他为“皇帝社会主义者”、“真正社会主义者”。恩格斯在1852年3月18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还揭露，波拿巴“在去法国时曾对路易·勃朗说过：‘一旦我当了总统，我将实现你的理想’”。正是江湖术士的这一本色，使无产阶级误认他为反资本的斗士，使像基佐这样的著名政治家也误认他的上台就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正是因此，使法国无产阶级对之失掉应有的警惕，成为其上台的条件之一。第二，他是依靠拿破仑这件特殊外衣，登上总统宝座的。他一方面俨然以“拿破仑观念”的权威解释者自居；另一方面，又大搞拿破仑的个人崇拜，甚至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的仪式，在巴黎布置礼拜拿破仑皇袍的仪式。这一点对法国小农蛊惑尤深，成为他以后登上皇座的条件之二。第三，他又常常以“财产、宗教和秩序”的救主自任，所以资产阶级也就崇拜他，成为其取得皇座的又一重要条件。
    当然，这些鬼蜮伎俩之所以得逞，是由当时的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状况所决定的。
    如何理解阶级斗争，这是个十一分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本书的重要特色是，它“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但是“当然是在它们普遍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④的。例如，马克思在本书中深刻地分析了当时法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对每一个阶级都探求到了他们存在和斗争的经济根源。在这里举出几点就够了。在资产阶级中，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斗争甚烈，当时人民常说，这是百合花和三色旗之争，是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之争，是不同的信仰之争。马克思却深刻地指出：这两个集团的斗争决不是由于什么政治或信仰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并进而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⑤在分析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时，马克思又提出了这样一条著名的原理，“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⑥。
    1848年法国革命是沿着下降线前进的。它的起因是，七月王朝已成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一小撮金融贵族把持了政权，把持了国内市场，“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业以及工业资产阶级利益”⑦，再加上欧洲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英国工商业总危机，这就是二月革命最深刻的根源。这次革命，最初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他们生活十分困苦，里尔的女工每周劳动所得只能换二公斤面色，所以工人反对七月王朝也最坚决，革命的初期也获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工人阶级的代表还参加了政权。“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⑧。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开起倒车来了。革命的领导权落入了愈来愈右的党派手中。资产阶级不断地进攻人民的民主权利，侵犯革命成果；另一方面，又慑于“红色怪影”而向波拿巴节节让步，使他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还有，就是当时处在经济高涨阶段，资产阶级忙于发财致富，无产阶级也得到了就业的机会，这一切，就使得波拿巴能够依靠十二月十日会（流氓、地痞、社会渣滓的组织）的支持，利用农民由于狭隘保守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迷信心理，轻而易举地篡夺了政权，使法国的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统治。革命无疑是失败了，这固然有主观的原因，但归根到底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认识到必然的失败，而是在于认识到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他断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而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在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坚决反对那种认为革命不需要社会经济条件，“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⑨”的观点。
    马克思就是这样通过历史的研究，说明自己的阶级斗争观点的。这种观点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发生、发展和消灭始终是由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社会基本矛盾引起和决定的，阶级斗争不过是生产力借以作用于社会发展的一个杠杆。劳动群众所实现的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但是，唯物史观是一门完整的、毫无片面性弊病的科学。它在充分肯定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规定和制约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解决，又有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解决。这些都是起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四人帮”割断阶级斗争学说与生产力起决定作用原理的联系，反对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封建法西斯专政；不是采取发展生产、消灭阶级的有效措施，而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始终”即永恒化，这些都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最根本的特点，便是依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而不是根据人们的贫富程度来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的。正是由此，马克思对于从不同社会阶层内分泌出来的没落分子--依靠分享其他社会阶层的余唾和牙慧为生的分子，从来就不认为他们是一个革命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深刻地说明了流氓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危害性。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更明确地指出：“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在第一国际存在的年代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以极大的精力，与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进行了持续的坚决斗争。在这本光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中，又以大量篇幅分析了这个社会阶层和它的组织--十二月十日会的性质与活动，以及这个组织如何以种种鬼蜮伎俩为他们的代理人--路易·波拿巴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活动，以揭露这个阶级对革命、对人民的危害性，借以武装产业无产阶级和其先进人物，懂得如何警惕和对待这一社会势力，免遭他们的暗算。马克思教导我们说，这个随着时势浮沉流荡的五颜六色的人群，是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的，他们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等来过活，在政治上，他们的一大长处，就是可能用最卑鄙下流的手段进行斗争，我们切勿作他们世界观的殉葬品。但是，历史的进程表明，并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马克思这一光辉的著作给予应有的重视，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那里领受应有的教益，致使无产阶级革命经受一次再一次的血的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家由于对这一方面的认识不足，致遭墨索里尼、希特勒之流的流氓集团血洗。这些年来我国革命事业遭到“四人帮”为代表的这种社会势力的戕害，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正是如此，哪里的领导权如果不幸落到这种社会势力手中，不但党的政策得不到贯彻，而且革命人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遭到他们的萘毒甚至杀戮。血的事实告诉我们，深入学习这一光辉著作，对于每个革命者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唯物史观的另一个重要原理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在本书中，满怀深情地歌颂甚至是失败了的革命，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更明确宣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些都充分表现了革命导师对群众的力量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