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还附录有：《〈永乐大典〉所收〈宋会要〉文一览表》和著者关于《宋会要》论著中的两篇精彩文章（《〈宋会要辑稿〉遗文、广雅稿本及嘉业堂清本的再发展》、《〈宋会要辑稿〉的前世现世和来世》）。这两篇文章，是著者研究《宋会要》的两个重要标志，内容与全书结构不同，对读者从多角度、全方位加深了解和运用《宋会要》及辑稿很有用处。
    该书不仅在整理研究历史文献上开创新路，而且大大拓宽了研究领域。《解开〈宋会要〉之谜》一书，不仅是从高层次上整理研究《宋会要》及辑稿这部大书，而且实际上超出了它的范围。从历史文献学角度看，该书可说是深入而严谨地整理研究历史文献、古籍的范例，其探索的过程和运用的方法，颇有借鉴意义。从目录学上说，该书分析研究的过程，可说是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很好发挥，对《大典》目录的运用即是例证。就校勘学而言，该书可说是集校勘优势于探索过程，堪谓校勘之典范。同时，该书又为使用、研究《永乐大典》的人提供重要线索。
    以上是《解开〈宋会要〉之谜》这部专著的三个主要贡献。其中贯穿着一种可贵的朴实而严谨的学风。在该书中，著者提出了自己的许多论点，也表达了对某些论点的不同意见。他一次又一次地检查书中的论据，一个环节又一个环节的推敲其论证过程。全书从内容、形式到文字，一丝不苟，严肃认真。这种极端负责的治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金无足赤，科学研究又是有阶段性的。该书对《宋会要》的研究，已经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但也仍有待改进和进一步提高的余地，在某些细节上还有值得推敲之处。例如：该书第54页说："为什么《宋会要》各类，在《大典》中或称'志'，或称'传'，或不称呢？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在《宋会要》原本中，只著类名，并不著'××类'，而《大典》编者不知道《宋会要》原作类，所以或照录，或按正史例作'志'、'传'了"。这个推论，言之成理，但似不一定是"唯一可能的解释"。从今本《辑稿》看，有的也许国史原文便如此，未必是《大典》编者的问题。该书第82页写道："现在的甲合订本断自孝宗朝中间的乾道九年，故可断定非张书"（指非张從祖所编）。这个推论虽属言之有据，但就其所据而言，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又如，该书第288页，在分析《辑稿》蕃夷类的问题时写道："主要的问题是缺门相当多，明显的如'金'门（见《大典目录》）、'西夏'、'日本'、'高丽'等门均缺。可能徐松辑《宋会要》时，《大典》有关各卷已经散失，现已无法补全。"而今本《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至七之四九，《历代朝贡》却载有自太祖建隆三年至孝宗隆兴二年有关高丽朝贡的原始记录（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8册第7840-7864页），较之其他史籍记载，相当翔实而且很详细（如贡品清单）。这是否为高丽门的内容或有其他原因？这种现象似应有所解释才好。
    综上所述，从整理、研究《宋会要》而言，《解开〈宋会要〉之谜》已经达到一个新阶段。今后关于《宋会要》的一大课题，即是在现有基础上，补遗辑佚，作文字校勘，搞一个比较理想的点校本。对此，早在12年前，陈智超在《〈宋会要辑稿〉的前世现世和来世》一文中，曾提出七个方面的设想，即：第一，合理编排；第二补遗、删重和祛伪；第三，文字的校勘；第四，加标点符号；第五，分条分段编号；第六，编制详目（列出"目"一级的标题）；第七，编制索引（如编制难度最大、用处也最大的主题索引）。这个设想很好，在现有条件下也是可以努力做到的。但在学术价值越高的著作越难出版的情况下，此书搞成至出书还不知要等待何时！因此我想，对《宋会要》及其辑稿的整理研究，在陈氏已经取得高水平成果的基础上，似应向现代化方向来个"突破"，以他现有整理研究的框架，对《宋会要》作文字校勘和新式标点，同时将其成果（包括点校本、详目、索引）输入电脑，省却传统的书本印刷过程，以便研究者利用电脑进行多层次的现代化检索，使之能更正确、充分、快速地使用。对《宋会要》的研究和检索，如能进入电脑时代，那将给宋史研究者和所有史学工作者乃至一般读者带来莫大的福音，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