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大作从封建制度特别是赋役制度和租佃制度的演变上，解述农民逐步获得经营的独立性，论证完整清晰。
    在“自由迁徙”一节，尚有历代移民实边、徙富豪等强迫迁徙，其数甚大。此虽非由于“制度”，但是由于“政策”，同样妨碍人民的居住自由。在“自由占有土地”一节，对于定额租、押租、永佃权之作用，论述綦详，而于三者的史实，介绍简单。此三者为中国所独有。西方佃农之自由，来源于货币租之出现，中国则在实物租形式内部，完成了西方货币租的功能和解放农民。其妙即在于定额、押租、永佃。定额不知始于何时，但乾隆时已占主流（60％以上）。押租起于明中叶，由于押租是付货币，其意义不下于定额。永佃有谓始于宋者，不可靠。永佃在西方亦早有之（99年租期），而中国独有者为田面权之买卖，这才有了革命的意义，非西方可比。
    本文主要是历述史实，农民经营自由是破除种种制度上限制之结果。至于何以有种种限制性的制度，非本文研究范围。第3页中有“封建社会中，农民处于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数语，含有种种限制农民自由的制度在加强剥削之意，我意未必然也。如限制迁徙自由，恐怕以50一60年代的“农转非”更为典型。又“均田制”有保证赋役的作用，但非主要目的。“征实”制度是市场不发达情况下必然结果。国家或政府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功能，统治者制定的制度和法令，或社会习俗，主要是适应这些功能的，而秩序和稳定常是第一位的考虑。“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这话是从客观上说的。“凡是存在的都是不合理的”，马克思这个意思是从发展上说的。恩格斯比较全面：“今天是真理的东西都有它将来是错误的方面，今天是错误的东西都有它从前是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是合理的”。（所有引文都非原文，大意而已）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建议本文不去讨论历史上各种制度产生的原因或目的，只讲其演变对农民自由的关系。因而，第3页这几句话可删改。
    历史的发展是有曲折（或周期）的。以农民的自由来说，也不是逐步自由的线性过程，而是有起伏的，当然总的说是进步的。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大的起伏，每个朝代又有小的起伏。本文既是研究农民自由化的全过程，对于大的起伏似应提及，表明农民之获得独立性经营，并不是一帆风顺。有些具体的自由，好像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事实上，统观全文，就有这种感觉，细心读者也会领悟，不过未点明而已。我觉得不妨点明。
    本文的结论，即第43页，“农民自主经营的能力越强，就越有利于农业生产资料配置的优化。清代前期，……（农业高峰）就与……自由私有者的地位完全分不开的。”我完全赞成这个结论。不过，这个论点，以至本文全篇，都是从农户，从微观经济上立论的。而制度，往往是宏观的。这就是矛盾。从本文主旨说，不必涉及宏观（因不是论整个农业的发展），论制度时也仅取其限制或解除农民自由的条款。但第44页最后一句，“与西方产权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是相通的”，似可不提。因西方产权理论，属于当代制度学派，是一种新古典（微观）与凯恩斯（宏观）相结合的理论，而且其所谓“产权”与马克思所说“所有制”不是一回事。这里虽加上了“在这个问题上”的限制词，也可能引起一些名词解释上的麻烦。
    注：对拙作《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经营独立性》所提意见，文载《中国封建经济论稿》。1994年10月23日
    （九）
    结论部分，第8页“自工业革命以来”，似可改为“明清以来”（在西方是重商主义以来），又第9页“随具体条件而定，并无规律可寻”一语，建议删去。
    弟还建议，文末还可加上一段，讲经济史研究的任务。弟以为，所谓“市场经济的萌芽”当自嘉万开始。嘉万以来流通的作用，应为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所谓流通的作用，又集中表现在资源利用的合理化，或资源配置的优化。也就是说，在没有技术革命（工业化）的条件下，仍有改进资源配置的可能，这种可能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流通驱动或市场机制。桑基鱼塘是出口贸易拉动。陈春声研究乾隆时广东耕地只要有半数种稻，即足够全省人口食用；但广东却成为缺粮省，因种植经济作物（乃至葵）有更大的市场效益，这非是由于出口，主要由于内贸。江南尤其苏南的资源利用有所改进，主要是内贸拉动。西南尤其东北的开发亦然，东北大豆主销关内。弟以为，类此的研究，应为经济史一个重点。但是，直到外国入侵，中国迄未能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则是因为诸多“逆流”，阻碍了市场经济萌芽的发展。“逆流”主要出在政治性制度和文化思想方面，尤其是康雍乾三朝。三朝属盛世，愈是盛世愈保守。制度尤其是产权和商法方面，毫无改变，观念上重本抑末回潮，明末的启蒙思潮被扼杀，至嘉道时才复兴。这应是经济史研究的又一重点。不过，吾兄《漫谈》自不能讲具体史实，只提出把这段流通作为经济史研究的重点而已。
    经济学理论是概括“一般”，寻找规律。这样概括下来，只能得出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停滞”，至多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结论。经济史要讲具体过程，包括一般，也重视特殊，要找出原因，而不去套规律。若就“规律”说，嘉万以后的中国本应走向市场经济的，像桑基鱼塘、丝织手工业的发展才是真正的“一般”。然而，它们却成了“特殊”，皆因种“逆流”所致。
    注：对拙作《应当重视对流通的研究》所提意见，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l期。l996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