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对大作《提纲》，有不同看法。
    《提纲》是论“地主经济”，惟有二处称“地主制经济”（P.1倒3行，P.11第1行）。中国地主制经济概指租佃制，P.1述其特征为“土地买卖，农民经营，实物地租”，极精当。而“地主经济”为何？未详。通观全文，是把“地主经济”与“农民经济”相对立而言。“农民经济”当指自耕农经营和佃农经营，那么，“地主经济”应指地主自营（用奴仆或雇工）。那就太小了。P.1说“地主经济是主导，农民经济是主体”，地主自营太小，主导不起来。P.12说“地主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主体，是决定社会性质的经济形态”，这对西欧的领主经济来说是对的，对中国则不合适。
    “地主制经济”则不是一种形态，而是一种制度，今称“体制”。制度良窳对经济盛衰有决定性作用。个人或阶级（地主、佃农）的行为受制度约束，制度包括成文的典章也包括不成文的社会规范和礼俗习惯。中国地主制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它能不断地革新，即P.11所说“自我完善”。这应归功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领主制不能革新，因为他们没有苟日新又日新的传统，只能用休克疗法，使之崩溃。这一点是中国史家应大书特书的。但，这种制度的改革不能归功于地主。其中如税制的由丁而地，劳动之由人身依附而自由择佃，所有者之由贵族地主而绅衿地主而庶民地主，地租之由分成而定额而与所有权分离（永佃），所有这些变革都是违反地主利益的。改革家或体改委中，不少出身地主，但他们不是代表地主行事，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开明人士。
    从国家（政府）的功能来说，中国政府一般是有效率的。无论是维持社会秩序，或是劝农桑、兴水利，或是教育英才、平准赈灾，都是西方神圣罗马帝国或王权时代的君主所不及的。这也要归功于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政治制度，而不能归功于地主。非地主出身的君主，一旦掌权，也要实行仁政。否则，西方的君主都是地地道道的领主，为什么政府无能呢？
    在社会发展中，会出现一种非政府的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国家。在西方，称为Public sphere，兴于16、17世纪，在中国即“乡绅”，始于宋，明渐兴，乾隆为盛。这些人今称“社会精英”，虽多出身地主，但必有较高文化，一般是有功名者，而不是收地租最多者。他们有所成就，不能归功于地主（出身），而要归功于知识，知识就是力量。
    《提纲》所列地主四大功绩：垦辟土地；兴修水利；发展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其中兴修水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二项属于上述“社会精英”的活动。他们先是辅助政府官吏之不足或失职，如汶上老人之类，继之，有些地方甚至团练代替守备，义学代替官学，义仓代替官仓。（西方因官吏大都失职，故社会力量特别重要）不过，如前所述，他们有所成就，不能归功于地主，而要归功于知识。垦辟土地、发展商品经济二项，则属地主的功能。因二者皆需资本，惟地主有资本。但二者又有不同情况。
    垦辟土地是地主分内之事，地主就是治地。地主将地租（积累、储蓄）用于垦辟土地（而非用于奢侈消费），功莫大焉，史家应大书特书。至于垸田、山田棚户破坏生态，当另论。至于发展商品经济，不在于P.7所说拥奴“千指”或“指千”生产商品，那太小了，而在于经营盐茶丝木和开典当。但这里发生一个资本转化问题，即土地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转化为货币财产。如P.9所说，货币财产和地产是对立的。在西欧，转化为货币财产，地主也变成商人，组织辉格党，或第三等级，与地主阶级对立，实行革命。最后，货币财产战胜土地财产，封建崩溃，实现市场经济。中国则不然，没有出现对立，而是形成“三位一体”，结果，封建没有崩溃，没有近代化。其故，仍在于中国地主制经济能“自我完善”，能容纳商品经济，延长自己的寿命，阻碍革命性变动。这里，好事变成坏事，这也是中国史家要深入追究，大书特书的。
    总之，在土地经济上我有点制度学派，论制度不论人，制度有良窳，人则无好坏。租佃制优于领主制，但好的制度中也有利有弊，今日之利，他日成弊，不但要自我完善，而且到一定时候要全面革新。人无好坏，因为人作为经济人都是趋利的。地主得利，不同于其他经济人的，是在平均利润或边际收益之外，还可以多得一些，即级差地租。但级差地租是个客观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至于在分配上如何处理，那仍是个制度问题。我国地主制经济也已注意这个问题，如三等九则、折亩等，目的在抵消级差地租，抵消得好，便无所谓剥削。
    马克思经济学讲生产、消费、交换、分配，恩格斯经济学讲生产、交换、分配，都不讲剥削。西方经济学也不讲剥削。剥削不是个经济范畴，是个道德范畴。经济学中只有分配制度的合理或不合理，而更多是在再分配上。因为初次分配，无论是按平均利润原则，或按边际收益原则，都是合理的，没说过地主不准收地租，除非是在革命或土改中。
    注：对我关于地主制经济论文提纲的意见。1997年，具体日期缺失。
    （十一）
    《清代商人的预买》页2称：预买“利润最高，实源于投资风险最大”。此语正确，因预买利润高于现货贩运的利润即由于它特有的预买风险。不过，不宜一上来就这样讲。因读者的“利润”概念是指预买的价格与现货价格之差很大。此差价很大，是因为它包括（1）预付价款的利息；（2）预买风险；（3）利用农民青黄不接、急需现金时的额外压价。这需要先讲明，否则读者会出误会。
    过去论述，强调第（3）项剥削。在我看，这种剥削确实存在，但非必是主要的，因为就农民说，解救燃眉之急，不只预卖一途，还有替代方法（如借贷）。否则，不能解释何以到“清后期”预买少了，而为现货交易取代。j
    其实，这三项都是由于市场不发达而来。如果是现代化市场经济，则（1）商人可在期货市场上买商品，不支付利息，因为期货是到交割时付款，买时只付5-18％的保证金。（2）买期货的风险可转移给专负担风险的期货商即投机商。对贩运商或生产者来说，期货市场的功能正在于“锁定价格”即避免（转移）风险。（3）买卖双方平等竞争，谁也不能“乘人之危”。
    大作指出，清代预买，乾隆间臻于鼎盛，清后期，除造纸外，农产品的预买日益走向衰微，逐渐为现货交易所取代。这点我原来无知，我想应作为历史论文的重点，分析其何以兴，何以衰。
    所谓“预买风险”，指一般现货贩运风险（水火、盗贼等）以外的风险，只有一项，即价格预测。农产品价格预测包括年成丰歉和未来市场供需。在现代，都是用概率论，以及所谓蛛网理论等；在古代，都是凭经验。古穰旱之说用岁星（木星）宫位，不科学，商人也不懂，但商人都知道不会年年丰收。供需之说，包括生产和货币量两个变量，商人也不懂（文人也事后才懂），但也可由经验推测。总之，预测价格，变量很多，即使用概率论，仍风险颇大，凭经验，风险更大。在现代，可在期货市场上转移给别人，在古代，则不可避免。故大作“实源于风险最大”之说是正确的。1
    不过，我们写历史文章，可以事后诸葛亮。大作“清后期”，不知指何时，或指嘉庆以降。我以为，乾隆一朝，市场扩大，人口繁滋，物价虽有波动，总趋势是上升的。物价尤其粮价上升，自有利于预买。嘉庆开始波动，进入19世纪，粮价大跌，我称之为“道光萧条”。跌价自不利于预买。银钱比价大变动亦嘉庆时始，由于银贵，也不利于预买，因大商人是银本位。再有利息，我据黄冕堂378个案件计算，也是l9世纪初陡降，这会使农民不去预卖，而转向借贷。我有《十八与十九世纪上叶的市场》一文，尚未发表，辑粮价资料较多，兹附上，供您查阅。又利息卡片二份，亦附上。用毕均请赐还。
    至于造纸预买仍盛，不知何解。《史记》《越绝书》范蠡条有文，大意是：粮价上升则它物价下降，粮价下降则他物价上升。设货币流通量不变，此说可通。19世纪初是银贵，而非银荒。我无纸价资料，不能证实。一般说，纸的需求弹性远大于粮食，价格下跌当不如粮食之甚。
    注：对拙作《清代商人对农民产品的预买》所提意见，文载《中国农史》l998年第l期。l997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