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分析钱钟书对史传的置疑，来考察他的一种学术心态。历史写并不排斥想象，想象重构中历史写作出现一个两极对位：人在自我认识中对自我的掩饰和超越。这在客体形态上是诗歌和历史的冲突与和谐，在主体心理内涵上是诗心与史德的冲突与和谐。钱钟书由于过分强调和谐，进而造成一种偏差：史传如果不能上升到审美的高度，就必须接受道德的批判。审美化的道德批判充分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
    作家与学者在钱钟书身上有罕见的高度统一。这一个性化特征在钱钟书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般都注重客观的描述，而忽略主观的心理分析。笔者想从一特殊的角度--钱钟书对史传的置疑--来分析他的学术心态。
    钱钟书一直非常反感包括自传在内的史传，从古代到现在，从他人到自己，从理论表述到文学创作。沈复的《浮生六记》这部情真意挚、笔致清真有自传性质的著名小品文集，已影响他的夫人杨绛纪实散文创作，他却说：这是部"我很不喜欢的书。"①他自己绝对不写自传，极力反对别人为他立传，并且批评他人为他写的传记。1979年，钱钟书访美看到《围城》英译本附的作者小传，后来给黄裳信中说：："语多不经，一作者自加拿大来见，问之，则云曾至港台，遍访弟之师友，采撷轶闻。弟乃知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②在1988年港版《宋诗选注序》中说："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在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史书和回忆录等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有不少好的范例。"③早在《写在人生边上》他就借魔鬼之口说："你要了解一个人，只消看看他的自传。"--这是反语、自传昭信，鬼才相信！《人·兽·鬼》中有位想写自传的曹世昌，就是"三十多岁的生命里，安插不下他形形色色的经历。"④
    因此，在钱钟书眼里，自传无非是后悔药、安心丸、止痛片和金纸锡箔、油彩脂粉！这一奇特的观念是我们打开钱钟书学术心态的楔子。
    一、否定史传的三种方式
    史传是历史思维的主要形式，是公开宣称真诚地自我认识的最规范形式。有三种态度对此表示置疑，认为历史在历史写作中背叛自身，它们分别是感性的、知性的和理性的。
    第一，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和偏差，在史料的采撷、甄别中有失全面和准确，把无根游谈、神话传说写入史书。这就是刘知几所批判的"暗惑"，"矛盾自显，表里相乖……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史通·暗惑》）。
    第二，尽管清楚地认识到选择和判断的不合理性，但因为种种利害关系而没有秉笔直书。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史传作者不是一个超然物外的观察者和裁判者，他不可能是尼采所描写的客观人--是"一面镜子，惯于匍伏在想要被认识的某种东西面前……以致即使鬼神那种东西的轻微脚步和飘忽行踪也不会在他的镜面和感光片上漏掉。"⑤既然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难免有难言之隐、有讳忌之曲笔，结果是"心挟爱憎、词多出没"；（《史通·浮词》）及"舞词弄札、饰过文非。"（《史通·曲笔》）
    中国传统史学在理论上对自身反思就表现在这两方面。这种反思是感性和知性的，在正面上，表现为强调理智感和道德感；从反面看，缺陷成为否定史传真实性的依据。钱钟书对史传的否定就有这两种成份在，他的偏激不足为奇，就连朱熹也说过："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亦不关报。"⑥简单地否定是无济于事的。史传，过去在写，现在也在写，将来还要写。因而，要对史传作真正的否定必须从知性走向理性。关键在：从历史性返回现实性，从现实性回到人性，对自传这种个体化的历史写作进行剖析。
    第三，理性的否定方式在于认识到想象成份在史传中的存在，并对此作哲学和美学的思考。史传这一历史文体一旦作为哲学思考的对象，立即卷入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中。客观上，现在是过去的延续和衍生，用钱钟书的话来说是"在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然而，过去只有作为现在的过去才能被认识和复述，这必须有主观性的想象重建。R·G·柯林武德说："每个现在都有它自己的过去，而任何对过去的想象的重建，其目的在于重建这个现在的过去"。⑦这并不是说历史是主观的，而是说客观历史的表述必须而且只能通过主观。这样，在历史写作中出现了一种异化：过去又被现在所制约或决定，这就是钱钟书说的"在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
    钱钟书晚年对历史所作哲学思考中，明显留有在青年时期深受其影响的存在主义历史观的烙印。海德格尔对历史有过经典性的定义："历史是生存着的此在所特有的在时间中发生的往事"，⑧它把历史从纯然客观外在的事实中解救出来，投入关联主客体的时间链索中，把历史转向主观的定性。海德格尔明确地说："历史实际上既非客体变迁的运动联系也非'主体'的飘游无据的体验接续"。⑨用现在来规定历史成为一种趋向，H·I·马鲁就认为历史不是它曾经存在过的那个样子的简单复现，"是经过一种特殊的修饰制作出来的"。⑩这种特殊制作用钱钟书带有讽刺意味的话来说就是"改头换面"。K·L·贝克干脆把历史定义为"是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历史只能在文字陈述中得到一种可以兑现的存在，便必然"会随着用来传达它们的文字而变异"。（11）H·I·马鲁和K·L·贝克的观点都可以溯源到海德格尔，钱钟书上述那段话如果剥去感情色彩的外壳，与他们是息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