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德批判与审美创造
    不错，钱钟书很超脱，不嗜功利，逃名如逃役，但别忘了；他比一个道德家更在乎人性的弱点、人性的虚伪和人性的困境。他对史传执著的置疑是最明显的体现。他的小说《人·兽·鬼》和《围城》，尤其是后者，没有一个人格健全的人物--除了唐晓芙，人世间尽是肮脏、虚伪、自欺欺人、尔虞我诈……透过他所刻画的"众生相"，我们可以看出钱钟书对所属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现实作了无比尖锐的道德批判，并在此之上对普遍人性的困惑提出了无法解答的疑问。这比起任何一个道德家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然而，钱钟书并未因此而成为一个固执的道德批评家，又在于他有审美理想和审美创造。许多读者和研究者都深切地感到：钱钟书在作那么锐利的道德批判时，潜在着一种惊人的高超、冷峻和睿智，这又是因为他站在审美追求的高度上，道德批判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审美透视下的批判。
    对此，我们不得不提章学诚。没有别的清代学者能比章学诚更得到钱钟书的认同，也没有别的现代学者能比钱钟书更能对章学诚作审美创造的超越。
    章学诚高度强调个体内在的道德感，提出"文德"和"史德"，两者基本一致。章氏以此自律、律人，钱钟书在考辨中国传统"文德"论时，独标章氏"文德"，并作了正反两面的发挥：
    求道为学，都须有"德"……一切义理、考据，发为"文"章，莫不判有"德"。寡闻匿陋而架空为高，成见恐破而诡辩护前，阿世{K1C803.JPG}众而曲学违心，均"文"之不"德"、败"德"；巧偷豪夺、粗作大卖、弄虚造伪之类，更郐下无讥尔……穷理尽事、引绳披根，逢怒不恤，改过勿惮，庶可语于真理之勇、文章之德已。（22）
    这是在致知为学的道德感上，钱钟书对章学诚深切的认同，这一认同有钱钟书整个学术品格为证。
    章学诚痛诋学人时风之浇薄是不遗余力、入木三分的，诸如"好名"而"陋于知意"的"横通"，互相吹捧的"序外之序"，"内不足，不得不矜于外；实不至，不得不鹜于名"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竟然从中看出《儒林外史》的味道来，他说：
    世推章氏史学，余不贤识小，心赏尚有别在。……窃谓《文史通义》中《书朱、陆篇后》、《黠陋》、《所见》、《横通》、《诗话》、《读〈史通〉》诸篇于学人文士之欺世饰伪、沽名养望、脱空为幻诸方便解数，条分件系，烛幽扶隐，不啻铸鼎以象、燃犀以照。《儒林外史》所写遽公孙、匡超人、牛浦郎等伎俩，相形尚是粗作浅尝。（23）
    这样，在对所属知识分子阶层道德堕落的批判上，钱钟书于章氏"心有戚戚焉"。《围城》里的诸慎明、李梅亭、韩学愈、高松年等等的性格特征都可以用此概括。从主题的现实批判性上看，《儒林外史》、《文史通义》上述片断与《围城》有近似之处。对《围城》当然有多种阐释，但从钱钟书本人的创作心态和作品的特质来看，首先基于对所属社会阶层的道德批判。因而，钱钟书对章学诚的认同，也是作者对《围城》有《新儒林外史》之评的认可。
    但是，《文史通义》毕竟是史论著作，其中某些片断写得再深刻生动，也不是文学创作。章学诚有真诚的道德感，他有资格进行道德批判。但这是不是最好的道德批判的方式呢？当然不是，真正有力的道德批判还需要审美创造的超越。钱钟书早在《写在人生边上》中说过：
    道德教训的产生，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死亡。这里我全没有褒贬轻重之意，因为教训和创作的价值的高低，全看人来定。就是我本人也不一定认为创作比教训来得名贵。有的人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是戴了面具的说教，倒不如干脆去谈道学；反过来说，有的人的道学，能以无为有，将假充真，大可以和诗歌、小说、谣言、谎话同样算得创作。（24）
    这里话里有话，钱钟书当然肯定象章学诚这样真道学的道德批判；但同时又岂不暗示着：不带面具的批判不是更好么？因此，道德批判是钱钟书文学创作的起点，但又是一个需要审美创造来超越的起点。《围城》刻画"众生相"确实比章氏的指斥来得生动、形象和深刻有力：直露的攻讦变为辛辣的讽刺、判析的敏锐提升为冷峻和睿智。不仅如此，钱钟书独特的审美创造，使《围城》的批判对象从他所属的社会阶层扩展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乃至揭露出整个人性的困境（这一点与钱钟书学术理想有关，此处暂不详论）。
    钱钟书的道德批判是高度审美化的，这是他学术心态的最基本的特征。这种批判是反讽，是钱钟书的本色。钱钟书讲道德批判时说：
    我常奇怪，天下何以有这许多人，自告奋勇来做人类的义务导师，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人这畜生"That animal Cacled man以不配教训人的人最宜教训人；愈是假道学愈该攻击假道学。（25）
    然而，试问：钱钟书不是也在教训人么？这里说"人这畜生"，他的短篇小说集题名《人·兽·鬼》，不也是把人兽连鬼排在一块吗？钱钟书最后这么说：
    写到这里，我忽然心血来潮。这篇文章不恰恰也在教训人么？（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