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文明，每一个民族，其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相反，其每一个发展时期，都无不伴随着同周边民族及文明之间的密切交流与互动，并以此为其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在涉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联系的相关讨论中，有一个事实常被我们所忽视，这就是人的流动。事实上，人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联系从来都是以人的接触、交往为前提的。纵观藏地的历史发展，可以说西藏向中原地区的人群流动主要以三个时期最为突出，数量也最大。
    吐蕃王朝时期，吐蕃人向唐朝区域的流动，主要可分为军队、遣唐使臣、降部安置、民间往来等多种类型。但在上述各类型中，以军队的流动为大宗。吐蕃王朝200余年中，其开疆拓土主要在东部方向，即占领大片唐朝统治地区。吐蕃军队向唐朝区域的流动亦成为当时吐蕃人最大的流动。公元8世纪中叶，吐蕃乘唐发生“安史之乱”大举东进，数年间，攻陷唐西北数十州，占领河西陇右地区。随后吐蕃军队攻破凤翔、邠州（今陕西彬县），逼近长安，唐代宗仓皇出逃陕州。763年，吐蕃大军20万攻入长安。这是当时吐蕃人向中原地区最大规模的人群流动。为镇守新占领的大片唐朝区域，大量吐蕃军队被派往和驻扎东部前线。在吐蕃王朝崩溃后，这些军队大多无力返回，广泛扩散于青海、甘肃、陕西、宁夏以及川西及滇西北一带，他们与其他民族及汉人等杂处，宋代始将他们称作吐蕃“遗种”。
    此外，吐蕃人向中原地区流动还体现于吐蕃派出的大批遣唐使。据统计，整个吐蕃王朝时期，唐蕃之间使臣交往共计290余次，其中蕃使180余次，唐使100余次。（参见谭立人、周原孙：《唐蕃交聘表》，《中国藏学》1990年第2、3期。）吐蕃每次遣唐使臣人数多在50-60人不等。若以遣唐使平均人数50人计，吐蕃派往长安的180余次遣唐使，其总人数即可达9000人以上。不少遣唐使和战俘等还因各种缘故长期滞留长安。除官方遣唐使团外，由民间渠道流入到内地的吐蕃人也不在少数。
    元代是继吐蕃王朝以后藏人向中原地区流动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元代，由于元朝统治者普遍崇信藏传佛教，西藏僧人受到了元王室集团的特殊青睐，形成了由西藏僧人担任元朝帝师的制度。这造成大批西藏僧人络绎不绝地涌向元朝京城，他们长年滞留于元朝大都，以元王室为依托并享有很大的政治特权，成为与元朝统治集团紧密结合的一个特殊阶层。
    西藏僧人向元大都的流动几乎“络绎道途”，蔚为大观，成为元代西藏与元朝京城之间一个独特景观。当时的驿站也成为西藏僧人前往元大都的主要交通设施。据《元史·释老传》记：西藏僧人对沿途驿站的使用“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站主要由涌向京城的西藏僧人所利用。对于西藏僧人由西藏前往元大都的规模，史籍曾载，仅成宗大德九年（1305）至十一年3年间的统计，赴京的西藏僧人即有850余人，计乘马1540匹。（《永乐大典》卷19420,中华书局，1986年，第7124页。转引自中国西藏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66页。）尽管元朝不断颁行限制西藏僧人赴京的措施，但收效甚微。元朝一代，西藏僧人赴京人数相当庞大，他们频繁地驱驰于西藏与元大都之间，“络绎道途”，成为了其时西藏人向中原地区最大的一个流动潮。
    明代，是继元朝之后藏人大规模向中原地区流动的第三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藏人向中原地区流动比之于元代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流向中原地区的藏人之地域范围和成分进一步扩大，即不仅限于西藏，而是进一步扩大到整个藏区；此外，向中原地区流动的藏人不仅包括僧人，也包括了大量藏区各地的地方首领和地方头人。二、藏人向中原地区的流动数量和规模进一步扩大。
    明朝的西藏政策包括“多封众建”、“朝贡制度”和“优予贡利”三个紧密联系的环节，即广泛分封藏区各地的派教首领及地方头人，规定所有受封者必须定期到京城朝贡，朝贡分为例贡（通常3年一贡）、袭职朝贡和谢恩、庆贺朝贡等，同时对前来朝贡者“优予贡利”。明朝的回赐往往数倍于贡物之值，（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238页。）若加上对朝贡使团每位使者和随行人员的层层赏赐以及承担他们在内地的护送、马匹、车辆、船只和全部食宿等，其实际支付费用要高得多。明朝的这一政策，对藏区各地僧人及大小地方首领产生了极大吸引力，也导致明代藏人以更大的规模和范围向明朝京城的流动。西藏朝贡人数和使团规模逐年递增，到嘉靖十五年，乌斯藏辅教、阐教王和大乘法王及长河西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各进贡，贡使竟多至4170余人。（《明实录藏族史料》第1008页。）明代藏区各地朝贡使团始终络绎不绝地穿梭于藏区与京城之间，其朝贡使团的人数常达数千人以上，史载：“前后络绎不绝，赏赐不赀。”其朝贡的次数和人员规模均达到空前的境地。是藏人大规模向中原地区流动的第三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