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历史上西藏出现的这三次向中原地区大规模的人群流动，均以西藏一方为主动，且均显示了西藏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强大的向外开拓的驱动力量。细加分析，可明显发现这3个时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
    首先，这三个时期均是西藏高原社会处于大整合、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吐蕃王朝时期，是青藏高原各部由过去分散、零星及互不统属逐渐走向统一的时期，也是藏族这一庞大的民族共同体在地域及文化上开始逐步奠基和形成的重要的历史阶段。由于吐蕃王朝时期无论是对外扩张，还是在汲取周边各种文明因素包括财富的获取等等，都主要是趋向于其东面的唐朝，并始终以唐朝统治区域为主要进攻方向和争夺目标，所以，吐蕃人向唐朝区域流动即成为吐蕃时期一个重要的时代特点。
    元朝统治西藏时期，对于西藏社会而言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也是西藏社会重新进行整合并取得重要发展的时期。元朝对西藏的统治以及对萨迦政权的扶持，开始打破了自吐蕃王朝崩溃以来西藏社会延续近400年的分散、割据状态，特别是萨迦派在元朝扶持下地位的迅速上升，使得西藏各教派势力也纷纷主动迎合和依附元朝统治集团，以谋求自身的利益与政治地位的提升。西藏教派势力在同元朝的关系中表现出的极大主动性并形成大批西藏僧人向元朝京城和中原地区流动，正是这种依附关系的有力体现。这不但表现在西藏与中原之间政治隶属关系的正式确立，同时表现在西藏社会以教派团体为核心的政权模式开始确立。
    明代，格鲁派教派势力集团的迅速崛起壮大、以格鲁派为主体的藏传佛教开始向蒙古地区大规模传播并逐渐在蒙古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蒙古和硕特部入藏并在其扶持下建立起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统一地方政权--甘丹颇章政权等三大历史事件使西藏地方政治进程迈入一个新阶段。与之相伴随的，是西藏地方各僧俗首领派出的规模庞大的朝贡使团源源不断地穿梭往来于藏区与明朝京城之间。有明一代，规模庞大且络绎不绝的西藏朝贡使团从中原内地带回的大量财富，导致西藏教派寺院集团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这为新兴的格鲁派寺院集团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土壤，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明代西藏庞大的朝贡使团乃为17世纪西藏以格鲁派寺院集团为基础的西藏地方统一政权--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和社会的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历史上藏人向中原地区的流动同西藏自身的历史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可以说，西藏历史的每一个大发展时期，以及其社会整合的重要转折时期，都无不伴随了藏人向中原内地的大规模流动。尽管每一个时期，藏人向中原内地流动的具体原因、背景、目的和驱动力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却高度一致，这就是藏人每一次向中原内地的大规模流动过程，均给西藏社会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转折和重要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