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按：秦桧、李鸿章和汪精卫是中国历史上三个著名汉奸，分别是古代、近代和现代汉奸的典型，从他们身上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中国汉奸文化形成的脉络和特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国汉奸文化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价值观逐渐堕落的过程。这一点，从秦桧、李鸿章和汪精卫的遗嘱中看得十分清楚。
    古代秦桧虽然身为汉奸，但是却并不认为汉奸行为是正确的，在价值观上仍然以汉奸为耻，只是认为自己身为人臣不得已而为之。虽然失去了民族大节，但是在忠义这个小节上仍然固守道义，特别是一句“莫须有”（或许有或许没有），表明了秦桧在道义上仍然没有突破伦理底线。可见在古代中国，当汉奸只是在利益驱使和外力逼迫下的无奈选择，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并没有形成汉文化。所以秦桧遗嘱中预见到自己要遭受清算，而且并没有认为自己不该遭受清算，只是感叹自己生错了时代，不该生在这个乱世之中。秦桧代表了中国古代汉奸的特点。
    与秦桧的直言不讳相比较，李鸿章遗嘱中则不露痕迹地完全回避了汉奸问题，既没有象秦桧那样否定汉奸行为，也没有象后来汪精卫那样为自己汉奸行为辩护，只是大谈自己主观上如何坚持“多难兴邦，殷忧启圣”的良好愿望，客观上如何坚持“举行新政，力图自强”的改革路线，而对于当世人们指责李鸿章的两个最大问题--汉奸卖国和巨额腐败，则绝口不提，连一个字都没有。作为历史上同样的大汉奸，李鸿章的卖国并不亚于秦桧，可是却从秦桧的否定汉奸行为退却到回避汉奸行为，可以说是在价值观和道义上的巨大堕落，只是还没有堕落到为汉奸行为辩护的地步，与后来的汪精卫相比，仍然在价值观和道义上没有突破底线。李鸿章的这个特点，是中国近代汉奸的代表。
    与古代汉奸秦桧、近代汉奸李鸿章相比较，现代汉奸汪精卫是在道义上最为堕落的一个。秦桧否定汉奸，李鸿章回避汉奸，至少说明他们良知未泯，尚知羞耻，知道做汉奸不对，而汪精卫却堂而皇之地为自己汉奸行为辩护，把自己的汉奸勾当描绘成为英雄行为。汪精卫把自己汉奸行为描绘成为历史功臣的依据，就是以消极抗战的蒋介石为尺度。汪精卫曾经与另一个大汉奸陈公博有一段精彩对话，陈公博说：“现在有人把汪先生称为是秦桧，可是即使秦桧死了，对于挽救南宋也没什么作用。说秦桧和汪先生是卖国，但卖国至少还能换回一点东西，有人一天逃跑100公里（指蒋介石），岂止是卖国，简直就是送国。”汪精卫听罢十分自豪地说：“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卖国是有限度的”。还在他们建立汉奸政权的政治宣言中慷慨激昂地宣称，他们建立汉奸政权的目的，“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只要跟着他们走汉奸道路，“不但可以建设新的现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在此，汪精卫已经不仅是选择了一条充当汉奸的政治道路，更加恶劣的是还在开启一种汉奸文化。汪精卫开启汉奸文化的举措，是中国抗战时期形成一千万汉奸的重要因素。只是在当时全面抗战的壮烈氛围中，没有形成汉奸文化的历史条件，所以汪精卫开启的汉奸文化才没有形成。
    如果单就汪精卫和蒋介石相比，他这“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也是当时那么多中国人跟随汪精卫走上汉奸道路的原因。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时并非只有消极抗战的蒋介石，还有舍生忘死北上抗日的的毛泽东。与冒着蒋介石的炮火、冲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而誓死北上的毛泽东领导的抗日将士相比，汪精卫投靠日本鬼子的汉奸行为就显得没有了任何道理，汪精卫炫耀他的汉奸行为则更是十分无耻。但是在此必须指出，我们说汪精卫十分无耻，是相比秦桧和李鸿章而言的，与当今汉奸而言，汪精卫与秦桧和李鸿章一样，也还没有突破伦理底线。
    一是汪精卫只是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进行辩护，并没有为汉奸本身进行辩护，而当今汉奸则是公开以汉奸为荣，形成了一种汉奸价值观，把带路党看作是以往革命党那样无上光荣；二是汪精卫虽然身为汉奸，但仍然强调自己是“曲线救国”，一个“救”字反映了汪精卫并不认为爱国有罪，并没有把抗日将士骂做“爱国贼”和“余孽”，而当今汉奸则远远超过了汪精卫，视所有爱国者为仇寇，把所有爱国人士统统骂做“爱国贼”和“文革余孽”，并发誓要把这些余孽消灭干净；三是汪精卫与秦桧、李鸿章一样，没有在文化上刨祖坟，这是最为至关重要的，秦桧没有赞美金国文化具有普世价值，李鸿章没有赞美八国联军文化具有普世价值，汪精卫也没有赞美日本文化具有普世价值，他们都没有认为中华文明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文明，中华民族是封建落后的劣等民族，就这一点而言，无论秦桧、李鸿章还是汪精卫，都没有突破作为中国人的伦理底线，而当今汉奸则完全突破了中国人的伦理底线，从根子上在刨中国文化的祖坟，斥责中国文化是封建落后的劣等文化。这是目前无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周边弱小国家，都敢欺负中国的根本原因。
    总之，从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阶段的汉奸特点来看，中国的汉奸文化基本上是在当代形成的。古代汉奸是有羞耻心的汉奸，近代汉奸是麻木的汉奸，现代汉奸是为自身辩护的汉奸，只有当今汉奸才是以汉奸为荣的汉奸。以汉奸为荣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标志着汉奸文化的形成，汉奸文化的形成是当今中华民族所有危险中最最危险的因素。这就是我们呼吁和发起反汉奸运动的根本原因。纵观世界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决定国家和民族死生存亡的，不是武器，不是科技，更不是经济，而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汉奸现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能够打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联军，能够以武力坚拒世界头号超级大国苏联侵占中国寸土，根本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克服了中华民族千年积贫积弱的“汉奸现象”。如今之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敢于堵在中国门口挑衅，就在于他们看到了中国正在形成的汉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