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家和文人看来，农业是让人高尚的职业，农村则像是芳草萋萋的伊甸园。当他们飘然而至，在乡村住上几日，又带着轻灵闲适和心灵的满足悠然而去，这便是一种优美的心绪、一种诗意的生活、一种古老价值的现代发微，或许也暗示着人道的初原和终极。但是，当我们从思想的世界降到现实的世界，就会发现外来客体虚空的感验，不过是浪漫主义的浅斟低吟，而乡村本身却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厚重经典，它充满了艰辛和沉重。
    按照普鲁东的说法，“现实主义即是批判”，它应该表现人道主义思想，同时闪烁着或温和或炙热的锋芒。我们只有批判，才能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并符合历史性的要求和未来指向，我们也才能够理解农民的世界和农民的命运。
    农民的逻辑
    农民用新石器敲开了文明之门，从那时起人类从非历史走向了历史。当荒远的原始中出现了牛耕，发生了铁制农具革命，农民又开启了传统农耕文明时代。这个漫长的时代，生存是农民的最低同时也是最高的目标，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基本上都围绕这个目标而展开，这里有“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愉悦，但常态的情形则是充满了劳作的艰辛和生存的重压。由此，就铸造了农民特有的品行，这些品行又是根深蒂固的，以致发生在最近30年的改革还无法实现对它的实质改造和重塑。
    在《汉书·食货志》中，曾有“辟土殖谷曰农”之说。农民身上有许多与土地相联系的品质，他们质朴无华、厚重笃实，而且历来是善良、谦卑而又格外简朴的；他们不长于抽象理论，也很少巧佞的辞令和一切浮虚的东西。他们大都脚踏实地，颇能茹苦耐劳，无论是大风大雨，或者炎日当头，都不会畏缩懒惰，无不尽心出力。这些都是人类文化中最珍贵的文化品质，是现代社会的稀缺资源。但是，小农的生产方式，也给农民打上了深刻的历史局限性，当他们步履蹒跚地走在现代经济社会体系中，留下更多的是传统的身影和足迹。
    保守品行。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我国传统农业发端于春秋战国，定型于秦汉，发展于隋唐，深化于明清，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的农业体系。这个体系是一种以习惯为契机的“周而复始的经济”，其本质是没有不确定性。农民事先就知道行为的结果，他们无须学会高深的统计和预测，日复一日，不变的经济机制可以教会他们所需的投入和产出量。周而复始，终会把行为转化为习惯，这是理性为自然立法的过程。
    在传统农作中，农民已习惯于缓慢的常规运行机制，他们不需要创新，技术进步的“水珠”几乎不会在乡村的画布上留下明显扩散的痕迹。农民尽管在原则上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掌握经营方向以及资源流向和组合方式，但是，传统的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使他们几乎没有选择。这种情势，无论是黄河流域的旱农，还是长江流域的泽农，皆是如此。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启动了农村的改革。30年来，新的制度、工业化的力量、现代化的技术、新型的管理，给农村带来明显可观察到变化。但是，30年的变化相对3000年的历史传统，毕竟根底太浅。尽管广大农民被投入到持续不断的技术变化和经济变化中，同时生活在两种相互矛盾的逻辑中，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文化行为上的古老品质，还不可能脱胎换骨，源于小农经济的保守倾向也不可能完全改变。
    政治冷漠。传统农耕文明中，农民基本上认识不到自己对政治体系和政府决策过程可能施加的影响或是应该承担的义务，他们会认为国家、政府是至高无上的，是自己利益的天然代表。这些缺少文化、在社会阶层结构最底层的农民，倒是可能积极参与村庄一级的决策，并在农村社区内形成平民事务，参与社区的自我运行。然而，农民在生活中只关心非政治性事务，对自己与国家政治过程的关系很少认识，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冷漠感。从我国的农民看，他们曾经是长期的封建集权统治的基础，尽管有时他们也要起事，要揭竿而起，但那不过是冷兵器时代在没有活路的情况下的极端行为，常态的情况下，他们是政治的莫名其妙的观众和国家权力的俯首帖耳的受众，表现出的是低调的集体意识和政治意识。即使到了今天，这种历史铸造的政治淡漠意识，对权力的驯服和膜拜，在中国农民中间，仍然是普遍存在的，成为一种显著的文化形态，并从根源性质上制约着他们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的利益表达。
    农民的异化。现代社会的结构日趋开放，为数不多的农民代表可能会得到机会，到城里参加会议。这些代表通常并不是普通的农民，而是农民中的佼佼者，他们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因此而获得代表的资格和证书。但是，荣誉的光环也正是他们精神活动的枷锁，他们离开村庄去参加代表大会，在全国性会议的各色人等中，显得很不起眼。为了显示自己不是土气十足的农民，就会模仿别人的行为方式，乡村的实际问题就会被抛在一边，或者只是轻描淡写，无关痛处，因而也就不再是农业生产者的忠实代言人，不能把农民中最迫切通常也是最尖锐敏感的问题反映出来。这些原本优秀的小农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就很可能卷入文化的冲突和权力的纷争中，不断发生异化，从而慢慢地脱离了“自己的基础”。返回村庄后，他开始按城市的规则而不再是按周围存在的问题来看待事物，他既在城市里局促不安，也不再属于村庄了。这种尴尬状态，使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