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农民
    从逻辑上看，中国农村的发展，农民生存状态的改善，皆因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在于国家赋予了农民一组关键性的权利；而“三农”问题依然严重，也是因为国家对农民的赋权还不充分；因而，解决“三农”问题最有效的途径，也就是要进一步给农民赋权，在上述权利的赋予上要进行得更为彻底。
    对农民权益的保护，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要求，也是实现城乡协同治理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促进国家整体现代化和提高国民总体福利的必然要求。
    显然，保护农民权益，就是要实现社会财富和权益的公正分配，保障城乡居民之间共享最基本的权益，亦即普遍的、超越了任何职业、身份和文化认同性的基本需求，如受到保护的产权、得到调节的收入、健康保障体系、受教育的权益等等。这些根本性的自由与平等的权益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的，乃是现代性建设的主题和基础。
    数月前，我国颁发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其中，以较大篇幅论述了农民权益问题。这也说明保障农民的权益，是我国进一步改善人权状况的要义和急务。
    保障农民的权益，尤其需要关注那些贫困中的贫困者，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农民的扶持力度，提高他们的收入，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农村社会建设，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让公共服务的阳光普照共和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位公民。让善政之光“少照绮罗筵，多照茅草屋”。
    从哲学上讲，早在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洛克都专门研究了国家的起源，提出了社会契约论；18世纪法国的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论。20世纪罗尔斯在其著名的《正义论》中则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罗尔斯认为，政府应该保证“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每个人在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和财产权利方面相对于其它人的类似自由，具有一种平等的权利；二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需要得到调整，即所有的社会价值，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等，都应得到平等分配。为了实现这种平等，政府和社会必须对那些拥有较少资产的人和出生于社会地位较为不利的人予以更多的关心。
    保护农民利益，不仅应是国家的意图伦理，更应成为其责任伦理。近年来，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总体上有了明显的改进，但这种改进只是常规的进行式，还需要加速度和可持续。9亿农民期望着国家能以更大的力度和更快的速度为他们做好事，做实事，把好事做实，把实事做好，并致力于体制的改革完善，从善政而至善治，全面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农民的利益。
    最后，把不久前本人在法国南部拉哈扎克农村一个著名的羊圈（可称之为法国南部农民政治运动的教堂）旁，听到的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送给9亿农民，并与政府共勉。那就是，“我们必胜，因为我们是弱者。”
    参考文献：
    道格拉斯·诺思，1990：《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上海三联书店，1993。
    西蒙·库兹涅茨，1966：《现代经济增长》，戴睿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塞尔索·弗塔多：《巴西的发展模式》，载于K·威尔柏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塞缪尔·Ｐ·亨廷顿，1968：《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巴林顿·摩尔，1966：《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