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些农家出身的人士，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业绩，甚至还成了成功人士，这些人思想深处乡村的小溪还在哗哗流淌，但他们在外在行为上却试图抹掉农村的印记，自然也就不会为农民的利益鼓呼，而是把乡村的根本和农民的疾苦抛在了一边。他们本来应该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但是也变得再也靠不住了。
    农为邦本：过去和现在
    “农者，天下之大本也”。按照诺斯的观点，国家决策理性追求的是政治支持的最大化和经济收益最大化双重目标。在整个古代，一则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是财政收入最大化最可靠的来源；据研究，即使到了商品经济已有所发展的明代，农民仍然提供了80%以上的岁入。再则，小农们对封建国家有很强的约束力，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治乱、经济的衰荣，是影响统治者最重要的因素。小农们安居乐业，还是“啸聚倡乱”，直接关系到封建政权的稳定性，影响着政治收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中国封建政治社会具有很强的修复机制，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但这种稳定性是动态的，封建王朝处于“危机-灭亡-重建”的不断的更替之中，而导致改朝换代的原因，除了宫中事变和异族入侵外，主要是由农民起义所引起的。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小农们保守顺从，对政治冷漠，为什么还能“铤而走险”，起来反抗统治政权呢？究其原因，小农经济是低水平的脆弱均衡，承受灾害风险的能力很弱，遇到大一点的天灾人祸，小农就可能要流离失所，面临饿死的命运，而萨缪尔逊在《经济学》中告诉我们，“人并不总是一声不响地饿死”。另外，古时，农民与国家的武力对比也不是强弱分明的格局，官军杀“敌”五千，自伤三千，并无必胜的把握，所以农民才敢起来反抗。就因为这样的机制，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无数次农民起义，而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给封建王朝以沉重的打击，甚至使其元气大伤，走向覆灭。农民对封建政权的这种威慑力是其它阶层所远远不及的。
    所以，自先秦以来，中国无论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重农抑商取向，视农为天下之本。
    革命、建设和改革。20世纪以来，共产党的崛起和执政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而其中的主导力量无疑是农民。广大农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都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世纪上半叶，“革命”是中国政治社会场域中最重要的关键词。然而，没有农民的支持，就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认为：“中国这个国家，离开农民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摩尔（1966）指出：“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成了崇高的目标。同样，没有农民的“剪刀差”贡献，国家工业化也很难取得成功。1953-1978年间，国家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民提取了8000亿左右的巨额资金（即暗税）。
    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年代。30年间，没有农民率先突破土地制度，没有农民工的辛勤劳动，也很难取得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1978年冬天，小岗农民冒险签订了一份契约，同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一个文件；契约要求分田，而文件上明确写的是“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因此，我们更应该说，改革源于农民的诉求和特有方式的抗争。所以，中国的改革要感谢一个人的话，就是邓小平；如果要感谢一群人，就是农民。
    位势下移。在整个古代社会，国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高度依赖农民，因而要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四民中农民可位列第二。但到了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实质性的变化。
    一则，农业仍然是基础性产业部门，但已经不再是决定性部门。农业最原初和要重的功能在于它为人类提供了食品，只要人类不变成不食烟火的神仙，农业的基础地位就不会改变。但是，近世以来，由于工业化的兴起和纵深发展，农业部门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急剧了变化，农业的份额在持续下降，因而逐渐丧失了过去的决定性地位。按照库茨涅茨的说法，由于食品的需求弹性小于1，故人类经济的发展有个“告别农业”的过程。
    再则，更重要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农民政治地位的式微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城市逐渐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城市内部的各集团诸如文职官员、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医生、银行家、手工业工人、企业家、教师、律师和工程师等，能够利用他们在技能、地利和集聚在一处等条件去影响政府的决策。他们对政治过程有或多或少的认识，并形成了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甚至他们本身已经融入政治体系，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塞尔索·弗塔多（1962）评述巴西的情况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只对产业工人开放的社会，对农民却不开放。事实上，我们的政治体制允许城市集团组织起来，以便在民主斗争的法规之内实现他们的要求。农业工人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因为什么权力也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提出合法的要求和具有讨价还价的力量。”
    亨廷顿（1968）则指出，“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则是知识分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是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在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带有革命性几乎是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普遍的现象”，他们的目标往往是不着边际的和属乌托邦式的，同时他们又是敏感和挑剔的。亨廷顿继续说：“没有一个政府能指望造反学生感到满意，但一个政府如果是真心实意的话，就能够极大地影响农村的情况，从而化解农民的造反倾向。”因此，“政治越是变成城市化的政治，它就越不稳定。”亨廷顿（1968）曾告诫说，与乡村的沉默和冷漠相比，对于政治生命，“城市可能象炸弹一样要命”。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工业化过程中，一系列择定扭曲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体制，即以一系列具体社会制度建构起来了一种城乡隔离的经济社会结构状态。这是一种以户籍制度为表征，以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价值和权力分配不平等格局。这种二元差序格局的背后，是城乡居民在政治地位和政治能力上的实质性差异。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革命胜利以后，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日益退居次要的位置”；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政治重要性呈上升态势，确定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政治体制内占优势的集团。城乡居民在对权力资源的控制以及行动的能力上发生了此消彼涨的变化，农民变成了体制内的“二等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