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铭窃有虑者，中国目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势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大有可虑者也。
    兆铭于民主政治夙具热忱，民十九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曾草文论之，言政局失败而宪法成功。余曾告冰如，此为雪中送炭。又忆南华日报在香港创立时，欲对民权主义多作鼓吹，而苦无注册之保证金，赖当时英国阁揆麦唐弩氏远电当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报缴费”，心常感之。四年前国府还都，不过苦撑局面，为对日交涉计，万不得已而为之，故仍遥戴林主席。铭尸其位而遍邀南北一时地望与民国以来时局之推移有关系者参与其事，民主之基，庶几有豸。然年来以对日主张，不无遭英美不明实情者之猜忌。东亚战争爆发后两年，日本已遭不利，陷区更痛苦弥深，而国府突对外宣战，岂不贻笑外邦？不知强弱悬殊之国，万无同盟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然悍然行者，实政府在沦陷区内，假以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惟对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者，率得行之，此实铭引为快慰之事。上海租界自太平军与曾李相持时，已为藏垢纳污之区，八十年来，以条约束缚，政府苦难措手，今日不惟日本，即英法亦宣言交还，大战之后，租界终入国府范围，固不当因日本之成败而变易也。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两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铭交涉有得，无伤于渝方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者，实为此意，所以不惜艰危，欲乘其一罅者。其二，民国二十一年淞沪协定时，铭始与对日之役，其后两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迫，至华府会议，始解其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衅而动矣。九一八初起当时，粤方派陈友仁渡日与币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宁方同志，寄望于国联，斥为卖国（与秦桧的辩解相同）。及淞沪长城诸役衄败后，累次交涉，见日本政出多门，而军人势力膨胀，海陆之倾轧，议会制度之破产，军阀野心之无已境，其前途如失缰野马，彼国之有识者早引为隐忧。
    兆铭离渝与之言和，固已知其交涉之对象为日本政府无力控制之军人；为沦陷区当地之驻军；为仰军人之鼻息之外交使节；为跋扈日张之校佐特务，而非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之重臣。然以铭在国府之关系，与乙巳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之地位，对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为谋我灭我之资，亦不得不以之为交涉之对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胜于南北旧官僚，兆铭即可于此时觇其国而窥其向。况彼政出多门，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彼元老重臣，铭固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救美国即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之言为戒。即彼跋扈自大，无可理喻者，亦必就我各级机关于尽情交涉中，使得稍戢其凶焰，以待其敝。又日军阀气焰虽盛，进退时见逡巡，海陆军之交诽，时或露真相于我。然其表现上之尊重天皇与服从命令，仍数十年来并无二致。是目无东京而仍有东京；目无中国而仍不能将中国人之地位完全抹煞。彼枢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标榜，驻屯军亦不能故违，只能拖延图利。是以国府交涉之对象，非其谋国之臣，而为重利之酋，铭仍不至于一着全输而无以自立。
    即我或无法延拖改变其初衷，在沦陷范围，彼既承认我政府为盟邦，为复兴东亚之伙伴，即不能全不顾我民生需要与政府体制，仍可为民生留一线之机，此实国难严重非常时期不得已之手段，此兆铭为国之切谋一己牺牲之绝策，屡为二三同志言之者。盖中国为弱国，无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强大之理。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沦陷区，无以保存其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沦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卵翼下之各政权交涉。）即国府过去打倒者如吴××，所斥如安福余孽××辈，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当今中国公知已经公开称赞汪精卫是大英雄，汪应该含笑九泉了）？
    是以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而中国局面之收拾，则诚为不易，战后大难，更有甚于战争之破坏，必有待于日军之和平撤退而后政府陆续规复，始得保存元气。民国二十六年庐山会议时，铭已怀此隐忧，时至今日，而此种迹象，盖益显著。苟国人能稍抑其虚憍自满之心，实事求是，日本能憬然于侵略之无所得，战局之逆转，化戾气为祥和，亦为一念，端在局势之最后如何发展耳。
    民国三十一年，日本改造社长山本秀实入京，事后语人云：“汪先生无情报”，盖其时日方之败局未显，而战事已见胶着。山本尝周行南洋缅甸各占领区，故作此危语也。然山本此语，余实得闻之。铭离渝六载，在东亚战事爆发以前，期直接交涉之顺利，除公开电报外，未尝与渝方通讯。于日本以外其它国家，虽有互派使节者，未尝以之为交涉对象。盖以日本军人气量狭隘，又多疑忌，国府所居地位为变局，其目的为专办对日本一国之交涉，乃至日驻军之下一地方之交涉，实不必多事捭阖，启彼机心。然铭等之真心主张，及交涉之曲折，殊未隐瞒，各国使领亦有进言于我者。铭虽赤手空拳，在此东南诸省范围内，凡能为国家自主留一线气脉者，亦无不毅然不顾一切之阻碍主张之，竟行之！盖以此为我内政范围，外人不应干涉（已是汉奸政权，还谈内政；已是汉奸之人，还吹气节。）。
    今于此亦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训，以及铭屡次在军校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同生共死”，为事变前某文中之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策之能事。且战争结束，日军议和撤退，此项条约，终成废纸，固无碍于国家之复兴（还有这种卖国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