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水利以华北水利为代表，它是黄土农业水利；在威特福格尔（近翻译为魏特夫）把灌溉与中华帝国联系起来后不久，小仓正平、增渊龙夫、天野元之助等就提出了疑义，认为古代治水首先是为了防水害，不是为了灌溉。特别是何炳棣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批评了灌溉是古代农业的必要条件。中国古代水利的首要任务是防洪治河，洪水灾害是影响古代水利-农业社会经济的关键。这不仅由于是黄土农业，更因为量早的农业开发在黄河下游，在洪水不时光顾的低洼地区。这也是古代水利以大禹治水为精神支柱的原因。周魁一曾对大禹治水传说的自然依托及治水对中国第一个国家机器形成的促进作用，作过阐述[4]。以排水治河为中心的大禹治水，成为四千年来全民族水利活动的某种原动力。如果马克思他们有充分的资料，借以研究了中国水利史，他们一定会得出比1853年深刻与广泛得多的结论，而且会更加肯定地理（自然与人文）环境作用的。
    二、古代灌溉水利与环境关系案例
    封建地主阶级走上历史舞台，灌溉的水利需要几乎与治河除害并列起来，撇开社会因素，地理环境仍在这儿活跃地起作用。西门豹治邺引漳，在魏国变法改革之时；邺城位于太行山前，是魏人东南而下，称雄于东方的战略据点，漳水出山，大量黄土泥沙沉积，冲积扇坡度较大，发展灌溉较易排水。邺西河道稳定，河床比降较陡，引水方便。这些都是有利的地理条件。邺东河道游荡，易出现水灾，漳水也有防洪的需求。而在公元前548至423年，中原处于干旱时期，前422至366年，偏涝[5]。引漳工程正处于旱涝变化的转折阶段。西门豹为改革大潮所驱，又对自然环境有所考虑。
    郑国渠的兴建，是黄土水利农业的一场革命，也成为黄土农业说的反挑战。传统史学过多地渲染了韩、秦斗争对郑国渠的促进作用。姚汉源认为“疲秦”说只是吕不韦获罪后秦国官方施加的罪名[6]。吕不韦曾经商关东，熟知中原水利，引进中原技术开发水利相对落后的关中，是顺理成章的。对关中来说，地貌土质及泾河的水沙，显然是郑国开渠的重要环境背景。在泾、洛下游，为古三门湖环境遗存下的一片盐碱沮洳地带，秦国需求扩大关中耕地，引泾淤灌，改造了这一地区，泽卤之地四万顷。传统的雨水农业，已满足不了秦国称霸关东统一全国的需要，特别是在郑国修渠时（秦始皇元年），华北处于长达70年（前270-201年）的偏旱时期[5]，包括关中平原在内的广义中原地区，年降水平均偏少3.8%（前269至228年）。长年征战与长期枯旱，驱使吕不韦加强大后方农业基地的水利灌溉工程。实际上兴郑国渠未能被“疲”，而是攻韩不止。兴工的十多年中，秦军一直从左翼用兵攻打黄河沿线及河内，到前234年直取韩都，四年后灭韩。关中水利的兴盛促进了秦国东征。
    秦国的三大水利工程，标志了封建地主阶级开创的农业文明生气勃勃的时代，象征着统一的需要和统一的实现。都江堰是司马错论伐蜀而后灭楚，统一中国战略的必然。灵渠则成了大一统的尾声。宗法地主农业经济正统的水利事业，无论是治河还是运河，还是灌溉，归根结底都是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大一统，维护农耕经济的。
    三、黄河治理的自然、人文环境背景
    黄河的治理始终贯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大禹时代的治水，将无人工分野的水系区划，通过疏导、排水，使每一水系归颇为一，最后，百川归大海。同时，出现了文明组织的国家机器。当然，水系一统，并非概括了史前治水的全貌，根据实际自然形势，还有“禹厮二渠”，也还有“播为九河”，允许水分流入海。春秋战国，中原出现各自为政的水利工事，局部的堤防，同时也水系网河相联。正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后，秦皇才可能东临碣石，刻石纪功“决通川防，移去险阻”，第一次有了统一的黄河大堤；以堤防将黄河固定为一，一直是统一的中国治河的重要方略，延续至今。西汉在局部时段不得不面临河水支分的自然局面，同时尽力维护理想中固若金汤的金堤。汉末改道，王莽可能有免去元城老家黄灾的狭隘需要，更有改制的心理需求。只是到东汉王朝巩固下来，大一统的黄河才在新的河道统一的堤防标准下稳定下来，而且相对稳定了八百年。北宋黄河一次次改道北流，一次次挽回，既反映出地理形势的宏观背景不可抗拒，又反映出治水心态的莫衷一是和守旧。之后南下夺淮，是黄河失控泛流的时代，女真、蒙古贵族似乎一下子并未理解稳定黄河与大一统在封建统治中的神圣意义；但他们仍被中原文化同化，元朝的终结几乎与贾鲁治河，大河归一同时出现。宋明理学成熟时，也结束了分流局面，强调以堤防治河，而且作为治河顶峰的潘季驯、靳辅的方略及战术，一直贯穿到清末。尽管治河史上有种种不同意见，而治河的大一统，始终占到主导地位。这不啻是黄河自然哲学的一种反映，又与传统文化神秘地相联。
    治河的学术之争，始终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这一文化中心。汉代关并的“水猥”说、冯竣的“分疏”说、张戎的“水力冲沙”说，还有贾让的上策，更多地反映出治河中人与自然谐合的倾向；瓠子、东郡堵口的成功、传统的筑堤方略、贾让的中策、下策、“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包括齐人延年的改道主张，强调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趋向。改道说又与谐合自然相通。许商、王横循九河改道的主张，韩牧开河分流以迎合复古改制需要，又融人为与人文/自然为一。王景治河的成功，是征服自然的成功，但又离不开自然的巨大身影。两汉之际天人感应、谶纬说反映到治河上，则表现了无所作为的另一倾向，上面分析的天体科学作用，当时还认识不到。明初黄河任其分流，受制于护陵保运，并非体现天人谐合，而万恭采用“以河治河‘，从利用自然始，发展到潘季驯”束水攻沙“堤防治河，走到了封建社会人类征服自然追求的顶点，局限于科技水平，潘氏竟深信如此泥沙”自难垫河“的。
    清代种种争议之中，筑堤与分疏之争，沿袭了古来两大派的思想本义。北流与南流之争，有一个从封建迷信到去认识自然环境的过程。而分黄导淮、黄淮合流之争，治河与防河之说，宗旨都是人类控制黄河；复淮、导淮论，似有恢复古水系之含义。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古代已有不少认识与维护措施，但始终受到人文因素的干扰、决定，谐合自然受到征服自然、剥夺自然的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