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古代水文化，说到底归结到一个”土“之上。它是黄土农业文化的水文化。五行之中，核心是土，这不是偶然的，正是传统文化的体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水利文化相对滞后于黄河发展，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但它们不完全同于中原水利文化，即发展水利，并不完全归结到”土地“之上，往往与流通、商品经济发展联系。表现出了近海的三角洲文化的特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指出：“象水一类东西，在它归于一个所有者所有，表现为土地附属物的限度内，我们是把它作为土地来理解的”。这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水利历史的参考。近代水利科学的巨匠李仪祉先生，深谙传统水利之弊，也认为：“古代之水利工程，是附在田制上设施”，传统的运河工程，“都是为着漕粮，竟无一点工业上的关系”[7]。言简意赅，何其深刻！
    四、中国古代传统水利的某些特征
    中国传统水利，指的是以中国宗法的地主社会之水利为代表的，附着在宗法的、地主的、专制帝王的政治与土地制度之上，从属于宗法、地主经济的古代水利形态。从文化观念意义上，它的首要特征是宗法、地主、专制集权的国家水利。它由中央集权的政府统一规划决策、投资拨款、主持操办、董役兴工，规模较为宏大。古代的治河防洪、运河工程、灌溉水利，不论从工程量看，从经费看，还是从调动的官民力量看，在世界史上都是最宏伟的，许多工程不愧是封建文明的象征。需要补充的是，与郡县制相适应的地方水利乃至村社水利，从本质上说仍是这类型的补充。治水活动从来就是安邦定国的大事，它决定着农业经济的成败与宗法制、地主制为基础的专制王朝的存亡。从大禹王到汉武帝，从隋炀帝到宋太宗，迄至康、雍、乾三帝，象中国君王那样亲自过问、主持水利兴役，在马克思研究的东方各国，也是不多见的。重视农业水利成了考核中央、地方官吏的政绩的重要方面。《大唐六典》明确规定每年府县派官员督察溉田，“岁终，缘其功以为考课”。
    其二，它与宗法地主社会区域性经济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联。中国近代第一个试图用马克思学说去解释中国水利史的人是冀朝鼎，他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8]。阐发的正是马克思关于东方水利的观念。从他的分析中，区域水利随着基本经济区的兴衰、转移而变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区域水利的兴衰，反过来又影响着基本经济区的形成、发展、衰败、转移。水利区域是在历史条件下形成，依赖于一定的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与水系、流域环境的。
    其三，它是宗法地主社会的自然经济的水利，它从属于货币投向购置地产的传统，目的为发展产品经济。而西欧一些典型的历史水利，以及清末以来中国的一些商品化水利则不同，发展水利就是为了发展商品经济，其资金的积累与由来，决不单靠中央集权的国家财政拨款，而可能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民间，来自于金融组织，来自于国际资本，当然也来自于社会化的机构。中央集权的朝廷与农业水利资本主义的萌芽存在对立的关系，如河套清末垦务水利中清廷与王同春的冲突。
    其四，在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传统水利，构成了一种特型的水利文化。治水者治国。从禹王开始，治水与治政始终是联在一起的。大规模渠灌体系取代井田制的沟洫工程，反映了土地制度变革。秦汉以后，水利机构官僚化。而防洪、水利组织往往是军事化、准军事化的，汛兵、屯田兵就是一种型式。频繁的水利活动，升华出传统水利特具有的文化意识。
    这些特征作为水文化遗产，代代相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包袱与负面的影响，本文就不赘述了。
    五、古代水利文化中的天人关系
    “易”的思想体系，最充分地表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水”的关联。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甚，故几于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性已人格化、哲理化了。孔子认为：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由水象，将人的心理与自然勾通；“夫水者，君子比德焉”，水又与伦理道德相通。荀子认为“水则载舟，水则复舟”，道出千古不灭的政理。《管子》认为：“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者也……；”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从自然环境角度，从社会哲理谈到水的深刻喻义。《尚书·禹贡》从九州向黄河中心的贡赋水道，反映出神圣的大一统思想，召公谏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又以政治文化形式体现出来。先秦时期丰富、深邃的水文化之例，是举不胜举的。这些思想，延续了二千多年，以至在当代仍在发挥作用的深入人心的文化教义，也是”天人合一“的自然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到西汉末，朝野对于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谈的特别多，并不完全是社会因素所致。西汉末洪涝，在谷永传中也有反映：“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汉哀帝罢免孔光、师丹，谈到”朕既不明，灾异重仍，日月无光，山河崩决，五星失行“，”间者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变异娄臻，山崩地震，河决泉涌，流杀人民“，决非简单的”天人感应“，也不是言辞夸张，的确汉代后期灾异群发频甚，治水特别引起关注不是偶然的。近年来，对明清小冰期的灾害异常有较多的研究，历史上还有一个类似的两汉宇宙期，即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的地象、天象、气象异常期，震灾、海浸、冰川，山崩地裂、特大水旱、河患、蝗灾、大风飞大雪严寒、瘟疫都有异常出现[9]。环境变迁的重大冲击振动，对水利活动、意识有较大作用。诚然，在科学不发达的过去，天人关系的水利观、灾异观，不能不穿插”天人感应“的狭隘迷信倾向。
    从水利文化角度，人与自然的关系集中地有三种倾向：消极无为，人与自然协调融合，”人定胜天‘。古代从大禹治水获得的精神力量是深远的，人们承认自然环境的巨大作用，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威胁，但在水利历史中，人们最崇尚的仍旧是通过自身奋斗可以战胜水旱灾害，可以去控制黄河，他们这样去想，也这样去作了。从《天问》到《农政全书》中的“人能胜天”，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从自然哲学观到社会哲学观，人们从治水获取了巨大的社会实践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