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师复主义者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反对伪道德躬行良好的道德。1912年刘思复与郑彼岸等在广州组织“心社”，1914年在《民声》发表《心社意趣书》时，便订有社约十二条：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乘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刘思复出于对信念的执着，极力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他自己是从不乘坐人力车和轿子的，平日坚持素食，烟酒概不沾唇。在他病危需要补充营养医生建议食肉时，他也不改初衷。为了不称族姓，他改名为“师复”。他有一爱人叫丁湘田，在辛亥革命时即在一起秘密工作，历史很长，但二人只同居而不正式结婚，这是他实行“心社”社约的表现。刘思复的道德人格深受他的信徒们的敬佩。当时“心社”在广州《平民日报》、《天民报》上开辟“心社析疑录”一栏，讨论社约和公开鼓吹无政府主义，在一些青年学生中获得了同情。课室和宿舍常有人热烈讨论“废除姓氏”和“取消婚姻”的问题，还掀起了一股小小的废姓风潮。虽然他们所躬行的良德，有矫枉过正和禁欲主义的倾向，还有脱离政治、放弃夺权斗争的偏差，但也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社会影响。对国民性的改造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三，虽然师复主义者反对一切政府，在推翻政府的问题上，走向了极端，但在民国初期，它主要是揭露袁世凯政府对人民的压迫的本质，指斥了袁世凯北洋政府独裁专制的罪恶，对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动员作用。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局势非常紧张。袁世凯横暴益甚，对异己者，动辄加以乱党名目，格杀勿论。《晦鸣录》在发刊词中，揭橥反抗袁氏强权之宗旨，指出：“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社会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而改造正当真理之新社会以代之，然后吾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始有可言。”他们声讨袁氏压制言论结社的自由。1912年12月袁世凯下令解散“社会党”，1913年，又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其党员陈翼龙在北京被枪毙。刘思复作文痛斥袁氏罪恶，又在《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中说：“袁氏秉政，其专制乃甚于满清，不独吾党备受摧残，即温和如‘中国社会党’亦不能相容。言论集会之自由，剥夺净尽”。（注：《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他们揭露袁世凯政府利用法律作为镇压人民自由权利的手段，指出了不可迷信法律万能，这些具体的斗争，其攻击的矛头是指向袁世凯的封建独裁统治的。
    第四，在中国率先提倡工人运动，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并促使中国革命分子在走向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师复主义者在工人中的活动，邓中夏的《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得最清楚。广东的机器总工会、理发工会、茶居工会，都是由他们首先搞起来的，其中机器总工会到“五四”时已有十余年的历史。1919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河南的大基头（一说大排头）组织一个“互劳俱乐部”（即互助劳动俱乐部），在河南尾同庆四街，组成了“觉然俱乐部”，在长堤电灯厂、增步自来水厂、石井兵工厂等处，都成立了俱乐部，主持人是梁一余，参加者有区声白、刘石心、梁冰弦等。他们在工人中策动组织工会，晚间传习世界语。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很快衰落，而让位于马克思主义呢？
    首先，是它理论上存在重大的缺陷和谬误。无政府主义认为可以在推翻旧政府后，马上废除国家，而不考虑国家消灭所必须的各种客观条件，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只能使得它的理论陷入了空想。当时，不少革命分子就指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国家消亡等道理是不错，但非目前所能做到。”（注：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广州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83页。）无政府主义认为人性是善的，把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实现寄托在“只要人类发扬互相扶助的本能即可”这样片面的认识上，而对于人类也有斗争征服的本能这一方面估计不足，也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这使它在理论上陷入了片面性。无政府主义认为一切国家、政治、法律、权力等等都是蹂躏多数人自由生活的少数人造出来的，这是归纳了过去的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结论；但是无政府主义认为将来的国家政治机构也是违反多数人意志而成为少数人的机关，这就未免太过于武断了。从资本主义制度，一飞脚跑到共产主义社会，从事物发展的规律看，从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看，都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无政府共产主义不管是多么美妙，由于缺乏实现的基础，成了空中楼阁，只能想望一下，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自然便很快地失去了吸引力。
    其次，是它在实践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残酷的阶级斗争需要坚强的领导、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而无政府主义恰恰相反，想依靠自由散漫的、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去和全副武装的敌人斗争，其手段是十分软弱的。无政府主义否定革命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致，这使得革命阶级在打击旧势力时，不能形成有力的拳头，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所以，不少革命志士在实际斗争中感受到这一点，便迅速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羁绊，走上了马克思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们说：“一个迷途的人，忽然面前现出一条大路而且是捷径的，还有‘舍而不由’的道理吗？”“要达到共产主义，非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不可。”（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第54页。）对于欧洲革命来说，无政府主义已经是被抛弃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它更加不能指导。所以，无政府主义的衰落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