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初年，原东吴大司马诸葛靓，在吴亡之后，因其父为晋太祖所杀，誓不归晋，不接受晋朝官职。晋武帝司马炎，借从小与诸葛靓是“竹马”朋友，叔母（琅邪王司马伷妻）又是诸葛靓的亲姐，决定利用这些关系与诸葛靓见面：
    “诸葛靓，后入晋……屡召不起。以与晋室有仇。常背洛水而坐。因与武帝有旧，帝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太妃呼靓。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靓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靓圣颜。’因涕泗百行。帝于是惭悔而出。”[4]
    作为皇帝的司马炎，希望用儿童时的“竹马之好”的回忆，换取政治上的和解，达到对方对其政权的支持。这种运用，在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
    东晋时，殷浩与桓温是自小“共骑竹马”的好友，成人后又是朝廷中一对重臣。然桓温恃功自傲，轻视殷浩，殷浩又不服他。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辅政时，见时任扬州刺史的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即“引为心膂，与参综朝政，欲抗桓温”，[5]更激化了殷、 温两人矛盾。以致殷浩最终在桓温的攻击下，被皇帝贬废为庶人。面对儿时朋友的恶境，温桓却是这样对待殷浩：
    “至是（殷浩贬废为庶人），桓温语人曰：‘少时吾与（殷）浩共骑竹马，我弃去，（殷）浩辄取之，（其）故当出我下也。”[6]
    这里的“弃去”、“取之”，是说桓温已经不“骑竹马”了，而殷浩还在玩这种儿童游戏。桓温以此来说明自己成熟较早，故殷浩应“当出我下”。这种以儿童时期骑竹马时间的长短，来论一个人成熟的早迟，进而来判断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得与失。这在历史上，桓温当属首例。
    南北朝时期，儿童们在“竹马”游戏中，模仿成人战场指挥，较之晋时的陶谦更有进步。北周时的李远，就是这方面能手。他“幼时尝与群儿为（竹马）战斗之戏，便有军阵之法，郡守见而异之，召使更戏，群儿惧而散走，（李）远持杖叱之，复为向势，意气雄壮，殆甚于前。”[7]
    大概由于“竹马”是“用竹竿子放在胯下作马，来回奔跑，乘骑为戏”[8]，材料取之容易，行动来去自如，为儿童乐而行之。 在山野平民中，儿童乐行此戏；即使朝廷中的皇室、贵族，如上文中所述的陶谦、桓温、殷浩、晋武帝，少儿时，也无不乐游“竹马”。正由于全社会儿童对此的热往，也就自然而然地、约定俗成地对“竹马”游戏的年龄，形成一个规范。正如晋人张华《博物志》中所云：
    “小儿五岁，曰：鸠车之戏；七岁，曰：竹马之戏。”
    唐代以前，“竹马”之戏曾广为流传，历史文献里屡有记载，但是，以诗歌记录、描绘、称颂“竹马”之戏的，则开始于唐代。
    三、唐代开始了“竹马”入诗的新纪元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封建帝国。它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此“昌盛”之中，就有娱乐文化。娱乐文化“昌盛”于各个阶级、各个阶层，而且因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行业，娱乐的形式也不同。唐太宗曾就此事这样说过：“土城竹马，儿童乐也。金翠纨绮，妇人乐也。贸迁有无，商贾乐也。高官厚秩，士夫乐也。战前无敌，将帅乐也。四海宁一，帝王乐也”[9]儿童之乐的“竹马”，竟上了天子的御言。 文人墨客们也纷纷把笔端伸向了“竹马”，生动地描绘起普通的儿童游戏，从而开创了竹马“走”入诗坛的历史。
    除李白《长干行》诗中“竹马”写得精彩外，诗人李贺《唐儿诗》中的“竹马”，写得也是风趣有加：
    头玉硗硗眉剑翠，杜郎生得真男子。
    骨重神寒天庙器，一双瞳人剪秋水。
    竹马梢梢摇绿尾，银鸾睐光踏半臂。
    东家娇娘求对值，浓笑画空作唐字。
    眼大心雄知所以，莫记作歌人姓李。
    从“眼大心雄”的唐儿“竹马”里，可窥探出这样的两点史实；一是“竹马”不仅在平民儿童间，即使贵戚子弟中同样盛行，这位“唐儿”，是邠国公黄裳的儿子，黄夫人则是唐朝公主；二是此时的“竹马”之戏的“马”，用的是带绿叶的青竹竿。
    白居易是写“竹马”最多的唐代诗人。先看他的《赠楚州郭使君》：
    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围雉堞月当楼。
    黄金印绶悬腰底，白雪歌诗落笔头。
    笑看儿童骑竹马，醉携宾客上仙舟。
    当家美事堆在身，何啻林宗与细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