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名资料记载，行唐县低山丘陵区清代乾隆以后形成的村落中除极少数是由规模新生而来（如安太庄）外，绝大部分属迁建新生。在《行唐县地名资料汇编》，常常记载为先是一家或某氏迁来或开店（如北河庄公社山店【17】）或种地（上连庄公社棉花庄【18】）等，然后随着人口繁衍或有其他户迁入，形成新村。
    无论具体原因如何，该县村落的分布与扩展应是在特定的山区环境下的开发造成的。明清时期，平原地区人口压力增大，而平原又基本开发完毕，失去土地的农民为谋生计往往奔向人口相对稀少、尚待开发的地区，山区自然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去向。而明代以后甘薯、玉米的传人，使中低山地区开始有条件进一步深入开发。村落也就随着人口的迁人大量新生，
    由于山区环境局限，村落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很少能达到可以分化的规模。当一个村人口达到一定数量而村庄规模又无法扩展时，就常常以迁徙的形式另择适合生存的环境建立新村。需要指出的是，水源是山区村落最重要的成村要素，受海拔高度和水源的双重限制，无论是乾隆时期村落分布还是乾隆以后新生的村落，除较平整的低台地外新生村落总体不脱离河谷。
    山区其他县份如阜平等地，清代村落资料虽然不完备，但如果从现代村落分布的情况看，在中低山区村落分布沿河谷分布的趋势仍然非常明显，这说明，过去200多年来行唐县中低山地区村落扩张特征与扩展方式，是有区域代表性的。
    四、扩展方式与特征：山前冲洪积平原
    根据资料特征，将太行山东麓山前冲洪积平原以宁晋泊为界分为南北两段。
    正定、藁城、新乐等县地处山前平原北段，冲洪积扇的中上部，为山前倾斜平原，西北高，东南低，海拔高度基本在100至40米之间。从村落定位情况来看，三县《义仓图》上的村落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因石家庄市建设规划所并村落除外）【19】，这就说明村落消亡（包括消失和聚合消亡）的情况极少，可以忽略。根据《畿辅义仓图》复原的村落分布与1983年的地名图相对照，即可以得到的正定、藁城、新乐县乾隆十八年（1753年）村落分布与其后新生的村落的分布图（图3）。
    1753年后新生村落分布图
    清前期三县村落分布不均，有明显的村落疏落和集中的地带，其中，有两个明显村落空白地带：一个规模较大的村落空白区横贯正定县南部与藁城县中部，位置正落于今天滹沱河河谷与河漫滩和部分阶地之中，现在这里是滹沱河长期泛滥形成的大片沙荒；另一个稍小的空白区在正定县北部，与1820年磁河流经方向大体一致，今天这里是老磁河故河道遗留形成的微波起伏的沙地。第一个疏落带两侧，紧接着有两条条状村落密集带，位置正处在滹沱河两岸，在正定县则落于滹沱河自然堤和滹沱河与磁河冲积扇分界处的陡坎【20】之间。另一个村落比较密集的地方在新老磁河之间，尤其是老磁河北岸。
    从村落空间分布变化情况来看，清前期以后新生村落，除了新乐县东北一处外，大部分集中分布于新老河道两侧，以滹沱河、老磁河与新磁河（新乐阂镇以下称木刀沟）两侧最为明显。空间分布特征可以归结为：村落分布呈现向原已分布较为密集的新老河道两侧集聚的特征。
    而村落扩展方式以灾害新生为最多。滹沱河北岸的下水屯、戎家庄、戴家庄、樊家庄、中叩村、西里寨【21】；磁河沿岸的陆桥村、樊家庄、朱家庄、宿村庄、辛合庄【22】，藁城县陈家庄、牛家庄、彭家庄、西只照、八家庄、武家庄等【23】皆是由于乾隆或咸丰年间大水，水冲毁原来的村庄，其一部分居民迁于高处建立新村所成【24】；藁城县刘村、堤里及新乐县的齐同，则都是由于水灾使得一村分为两村【25】。另外，新老河道两岸也有不少自然迁建而成的村落，包括正定县西河、郭家庄、西庄屯，新乐县安太庄、小赵村等。新乐县东北角较密集的新生村落也属于自然迁建型，这部分新生村落都在原来旧县城附近（今城关镇承安铺），而且其中三合铺、白家园、二里半都是从旧县城迁来的居民建成【26】。规模新生数量较少，主要分布于藁城县，在山前平原超过30％的迁建新生村落，说明黄忠怀乾隆以后河北平原村落分布以规模扩展为主【27】的结论，对于区域差异的重视不够。
    这个地区无论是自清前期还是现代，村落向河流两侧集聚始终是村落分布最明显的特征。笔者认为之所以两百年前后呈现同样的分布特征，其原因有三：一，河流的不断泛滥充当了村落发生变化的动力。河流泛滥使得原有村落不断被冲开，经常存在一村被冲开变为两村，或者冲垮后一部分居民就近形成新村的情况。“冲垮--迁建或分裂”这样的模式使得河流两侧村落分布越来越密集。二，尽管滹沱河沿河两岸地区应该是洪水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但据石超艺研究，虽然决徙严重，河决却“带来了丰富营养的泥沙”【28】，乾隆以前已经存在的密集村落很可能与此有关。而乾隆以后村落经常被冲毁，但居民一般不远迁他处而只是就近新建村落，很可能与这里良好的种植条件有关。三，河流两侧土壤肥沃但经常泛滥，两岸土地冲淤无常，新淤积出的土地归属不明，这就为村落迁建新生提供了一定空间。例如正定县的郭家庄，地名志记载“乾隆年间，始有郭姓从罗家庄迁于此地定居”【29】。郭家庄距离滹沱河河道非常近，而又与罗家庄隔着数个村庄，不大可能是罗家庄的土地，之所以能迁来建村，很可能这里是新淤出的无主土地。
    滹沱河三角洲其他各县情况稍有差异。在藁城以下滹沱河自明以来流路多有变更，给流经地区村落带来一定影响【30】。藁城以东的无极、晋县、束鹿三县自清前期以来都有少量村落新生和聚合现象，但所占比例都很小，总体来说这三县村落空间分布变化很小。但再东的深泽县，村落增长率为37，4％，只有一两个聚合消亡现象，村落以新生为主。其新生村落自然迁建、灾害新生和规模新生三者比例差不多，从村落新生的位置来看，集中于县城与新老河道两侧，与正定、新乐、藁城三县颇为类似。
    南段山前平原《畿辅义仓图》资料完备的县很少，故以处于漳河冲积扇前缘的肥乡县为例。肥乡县地势西高东低，但已经接近冀南沉积平原，故海拔差异不大，大致52-40米，地势平坦，境内自然条件相对均质。从定位情况来，《义仓图》中有10％左右村落无法定位，这种村落定位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县村落变化可能比较频繁。根据《畿辅义仓图》，清前期肥乡县村落分布比较均匀，西部较东部稍密。与1982年肥乡县地名图对照可以发现，新生村落分布也比较均匀，西部较东部稍多，村落空间扩展特征可以归纳为：呈现较均匀的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