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儒家文化强调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给家族中的每个人限定了行为规范。“母慈”中体现的权力与义务，成为母训文化存在的基础。所以，唐代母训文化就是那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家庭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在与儒家文化同质的文化行为中，母亲把这一社会价值观念灌输到子女身上，经过子女的吸收、加工，又传递给社会，在回返往复双向流动的过程中，母亲恰恰担任了重要的沟通者。唐代的母亲往往把勉学作为教子的重要内容，她们鞭策儿子学有所成，而一旦儿子成材，就自然会给社会增添精神和物质的财富。唐代母训文化中的重德垂范等精华，对子女的一生，对当代社会和后世历史都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限于篇幅，俟专文论列。下面就唐代母训文化出现的具体原因做一粗浅探讨。
    第一、母训文化生成的自然性。从教育和心理学角度来看，母亲是儿童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其言行品德、知识教养对孩子的熏陶极大，足可以作为孩子的风范。儿童期主要是养成教育，同时培养品格意志、开发创造想象的最佳时期，儿童的记忆力是人一生中最好的时期，课督子弟读书，如能在发蒙期打下基础，则一生受用无穷。此即今人所谓早期智力开发。在唐代，由于男主外，妇主内的社会分工，儿童所交往接触最多者，莫过于母亲。所以母亲之品德教养对儿童的成长极为关键。唐人在婚姻上还保留着门第观念的残余，这种现象历来为人们所非议，但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却不无积极意义。即不仅强调父系亲属应具有较高的素养，同时强调母系亲属亦应具备良好的品格和学养，只有这样，才能承绪传家，光大门楣。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其家族为唐代关中郡姓大族，其母卢氏为涿郡范阳人，范阳卢氏为山东郡姓大族，据柳宗元的《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袝志》一文知，卢氏七岁即通《毛诗》及《列女传》，柳宗元父柳镇所读旧史及诸子百家著作，母卢氏闻而尽知之。所以，在柳宗元四岁时“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卢氏的品格更令人钦佩，事舅姑，睦姻族，饱孤幼，教诸女，使柳氏家族的仁孝之声更著。尤为难得的是，柳宗元被贬永州，卢氏随他间关万里，流窜南荒，深明大义，处变不惊，开导柳宗元说：“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也。”（注：《柳宗元集》卷13，中华书局点校本第二册。）足见大家名闺之风。柳宗元后来卓然为一代文宗，其母卢氏早期的母仪母教亦有以致之。
    第二、母训文化生成的时代性。唐代重视女子教育，“怀中有所抱，何必是男儿？”（注：陈鸿：《长恨歌传》。）唐人在生男生女的认识上令人耳目一新，女子生下来，并没有遭到格外的歧视。在唐代，虽谈不上男女地位的完全平等，但唐代女子的地位并不算低，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一时期女子接受教育之广泛、女子观念之清新和女子地位之重要，在中国古代史上独具风采。唐代的流行童蒙读物《太公家教》就特别注重对女子的教育，此外，社会上还出现了许多专论女教的教材，如陈邈妻郑氏的《女孝经》、宋若华的《女论语》和李义山的《教女十则》等等，都说明唐代女子受到广泛的教育。
    唐人也非常重视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女孝经》重视母亲教子：“人受五常之理，生而有性，习也；感善则善，感恶则恶，虽在胎养，岂无教乎？”主张为人母当恩戚相济，身教言传：“夫为人母者，明其礼也，和之以恩爱，示之以严毅，动而合礼，言必有经。……”（注：郑氏：《女孝经》，津逮秘书本第四集第38册。）《女论语》更是强调了母亲教育子女的重要性：“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长成，教之有序。训诲之权，实专于母。”（注：宋若华：《女论语》，光绪十四年共赏书局刊本。）这里直接提出“训诲之权，实专于母”。《太公家教》一文也有要求母亲“教示男女”的主张（注：《太公家教》一卷，罗振玉藏，保存在《鸣沙石室佚书》中，所用版本为《敦煌丛刊初集》。）。
    社会上于是出现了专论母教的文章。舒元舆（？-835 年）的《陶母坟版文》便是代表。晋代陶侃曾当过鱼梁吏，有一次他差属下带一罐鱼干回去孝敬陶母。陶母问来人：这鱼是公家的还是陶侃自己的？来人没有作答。陶母明白了，这一定是公家的鱼。于是将罐子封好，付来人带回去，并写信批评陶侃：“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注：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陶母明于事理、严于教子的事迹，传诵很广。前文写到的崔玄母卢氏就是用“孟（陶）母不受鱼鲊之馈”来教育其子的，足见其影响之深远。舒元舆途径陶母之墓，想起她的教子，又联想起一般母亲教子的弊病，有感而发，写下了这篇文章。他认为“教子之道恩胜威，威不胜，而常子之性偏以骄，出由此也。”由于母亲偏于慈爱，孩子甚至敢于顶撞母亲，不服管教：“偏气袭正，正气败绩，故往往恩过骄过，而闺门间有触命抵教，磨去法用者相半。”昔孟母有鉴于此，首先以恩威并用的办法教育孟子；几百年过后，晋代陶母也以此法教育陶侃，使侃“还至于道”，成为廉吏。舒元舆指出：“父母教子大伦，不逃义方。”父母教子不能偏离大道理。“然父之教主于兼之，言恩威不偏胜偏失者，或骨髓间有秦吴之谬，故州吁、石厚变为贼敌，非父子耶？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教犹有向者之谬，以偏教而无向者之谬，或鲜矣！”父亲教子多恩威兼用，尚且还有失败的；母亲教子多偏于慈惠，为不失败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看来，陶母堪称后世母亲的楷模：“贤母之风，可以卓往赫来，为千万年光。”（注：以上引文见《全唐文》卷727， 中华书局1982年版。）舒元舆盛赞陶母，意在提倡慈爱和严格要求相结合的教子方法，这也是对颜之推“母亲威严而有慈”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总之，唐代有不少妇女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不但慈祥可亲，而且深明义理，视教育子女为己任，力免重蹈历史上“慈母败子”的覆辙，对子女是既爱且教，此为唐代母教成功的原因之一。
    第三、母训文化生成的特殊性。在唐代，母教子的事例多出现在唐中后期，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原因的。首先，开元、天宝以降，随着科举进士制的盛行和士人政治的形成，教育普及和文化下移的趋势愈益明显，使得这一时期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大为增加，同男子一样成为知书达礼之人。她们只有贤明知礼，学识渊博，言传身教，才会培养出大批的社会精英来。其次，唐前期的妇女深受胡俗影响，不受礼法观念的束缚，贞节观念淡薄，离婚改嫁习以为常，夫死再醮者大有人在。安史乱后，社会“复古”因素渐多，礼法观念渐重，开始强调妇女守节，像《女论语·守节章》就说：“夫妻结发，义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倾，三年重服，守志坚心，保持家业，整顿坟茔，殷勤训后，存没光荣。”（注：宋若华：《女论语》，光绪十四年共赏书局刊本。）故这一时期的妇女一旦丈夫“中路先倾”，首先想到的不再是改嫁，而是如何抚育孤幼成人，把自己下半辈子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她们道义感强，性格坚韧，敢于承担重任，不畏艰辛，励子读书，勉求功名。如上文所述元稹、李绅等人之母教子事例皆属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