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如何看待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如何理解传说与伪造的关系。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认为传统中的上古史即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基本上是后人层累造伪构建起来的。具体言之，则是经战国秦汉时人造伪而逐步形成的。（注：参见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七）。）所以他们大多不相信先秦诸子和汉儒对古史的解释，认为他们所称述的古史无非是某些理想的注脚，某些学说的附加品或为某些政治目的的佐证。钱穆也同意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并非古史的真貌，它在演进过程中确有后人作伪的地方，特别是有战国诸子和秦汉时人托古改制的理想渗入其中。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战国诸子所称述的古史和汉儒对先秦古籍的整理和解释，固然有不少歧异和矛盾之处，但相同的地方也不少，它们大多是可信的，是分析和研究上古史的有用材料。比如先秦诸子之书，记载了许多春秋战国时代的史事和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疑古派因诸子喜欢托古或“取于寓言”，故多不信诸子之言。钱穆认为诸子之书的托古和寓言固不足信，但“其述当世之事，记近古之变，目所睹，身所历，无意于托古，无取于寓言。率口而去，随心而道，片言双语，转多可珍。”（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又如晚清今文学家和古史辨派大多怀疑儒家之与六经，全盘否定依据六经所建构的古史体系，钱穆则坚持“六经皆史”说，认为“治东周不能无取于《春秋》与《左氏》，治西周不能无取于《诗》、《书》，此皆儒家所传，六籍所统，可信多于可疑。”（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6页。）再如对唐虞禅让说的理解， 顾颉刚认为禅让说是战国形势下形成的新古史观，它首起于墨家的尚贤、尚同学说，经过广泛流传后，被儒家所接受并加以改造和融铸吸纳到儒学中去了。从墨家首倡禅让说到禅让古史最后被写进儒家经典《尚书·尧典》，其形成过程经历了数百年之久。（注：参见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七）下册。）钱穆认为舜尧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主推选制，经后人追忆、传述而理想化。后人追忆、传述未必全属当时实况，但也绝非子虚乌有，向壁虚构。所以他说：“余读《尧典》，其文虽成于后人，其传说之骨子，则似不得全出后人捏造。”（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显然，在钱穆眼中，依据儒家六经建立起来的古史系统，虽有后人造伪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真实事实为其依据，因此疑经疑古尽可，但却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古史。为此他强调说：“谓六经不尽出孔孟可也，谓尧舜禹文武周公之圣统无当于古史之真相亦可也，然苟将从事于古史，儒家要为古学一大宗，六经要为古籍一大类，儒家之与六经要为占古文中一大部。拘拘乎是二者，而以定古史之真相，其观点为已狭；若将排摈乎是而求以窥古史之全体，其必无当，则断可识也。”（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90页。）
    基于古史系统为后人层累造伪的理解，“五四”以后的疑古派大多否定甚至抹杀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认为上古流传之文字，多不可信，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皆后人之假托。比如胡适以《诗经》为中国最古之史料，宣称“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注：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一），第22页。）所以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东周以上的历史即“存而不论”。顾颉刚也说：“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注：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一），第35页。）与此观点相反，钱穆认为上古流传的神话传说包含有许多可信的成分，是研究上古史的重要材料。既不能因传说有不可靠的成分便将之弃置不用，更不能因传说里搀杂有神话而否定传说。因为“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忆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4-5页。）当然，传说也有许多不可靠的成分，对之不能盲目轻信，但是它与伪造、说谎却有本质的不同。为此，钱穆作了具体的分析：
    传说是演进生长的，而伪造可以一气呵成，一手创立。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而伪造却专是一人或一派的特意制造。传说是自然的，而伪造是人为的。传说是连续的，而伪造是改换的。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注：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620页。）
    由于钱穆主张古史体系为自然的演进而非人为的造伪，所以他对当时的疑古派采用今文家说把大规模的作伪统统诿之古人的作法进行了批评，“传说来源非全无因”，“后人不得其说，而缘饰之以理想之高义。更后之人益不得其说，则谓全属古人之妄造。古今人不相远，岂应古之学人专好造谣乎？”（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5页。）“近人全认传说为伪造与说谎， 此所以治古史多所窒碍也。”（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5页。）
    第四，关于上古史的研究方法。
    30年代，钱穆执教北京大学，主讲上古史。面对弥漫学术界的疑古思潮，他在讲台上却宣称，讲上古史“若亦疑古，将无可言。”钱穆认为研究上古史应“通观大体”，不可对古史作“过细推求”。因为自西周逆溯而上，历商夏唐虞，乃至远古，人物无可详说，年代亦渺茫难稽，故不能仅凭年代、人物、制度学术去细推古史。为此他作了如下分析：
    （一）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不够按年逐月推求。
    （二）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人物个性活动之事业尚少，若专从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则仍是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公一套旧观念，不免多带有神话教训之意味，亦不得古史真相。
    （三）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并不如后代有种种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与之并起，若从此方面来研寻古史，仍不脱汉代经学家三代质文相禅种种假想之范围，所谓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注：参见《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
    那么如何来研究上古史呢？钱穆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作了探讨。
    其一，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经过史家主体的重新审订和解释可以用来研究上古史。钱穆认为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过于迷信固然不妥，但也不应轻易否定。因为“传说之来，自有最先之事实为之基础，与凭空说谎不同”（注：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4页。），故研究上古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 仍可以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情形之大概。”（注：参见《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钱穆虽然主张用神话传说来研究上古史， 但他又反对对神话传说不加分析地全盘采用。因为上古的神话传说虽然包含有可信的成分，但是由于经过多次演变，许多已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加之又经过后人各以己意粉饰说之，遂致多歧。因此，史家应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加以重新的审订和解释。诚如所言：“上古神话为一事，历史真相又为一事。决不能以上古传说多神话，遂并其真相不问。若上古史之真相不显白，则以下有无从说起之苦。”（注：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公报》1931年3月11日，署名“公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