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间回来，碰到那些知道我下乡调查的朋友们，一见面就常用这样的话问我：“离开了21年，再去访问你过去熟悉的农村，面貌一定大不相同了，农民的生活改善得怎样了？”如果这是一种寒暄，我估计对方早就料到我会说什么。如果要我认真答复，那就得看所谓面貌是指什么了。
    如果面貌是指社会性质，特别是生产关系那一方面，21年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级社会，现在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取消了剥削的集体所有制的社会。在这方面这个农村的面貌已起根本变化，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如果面貌是指那靠水人家、四围桑稻的乡园景色，那却依然是旧时相识，乡音俚语更难辨今昔。
    如果面貌是指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平，我还有点犹豫，不知怎样说好。过去确有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了，人们生活必然要提高，提高得和过去大大不同了。有关农民生活的调查不强调一下生活的改善，似乎就是不拥护社会主义。你这样说，我这样说，他也不能不这样说，弥漫着一片农民生活改善的喜讯。
    社会主义一定会给我们，不论在城里，在乡间，带来繁荣幸福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绝大部分农民生活是改善了。强调一下农民生活的改善，在合作化高潮前后也可以起加强信心，扩大影响的作用。这些我都没有怀疑。我有点犹豫的却是：再这样宣传下去好不好？把农业上的40条当作包票一般交给农民，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么迫近，一似唾手可得。这里说生活怎么好了，那里也说日子怎样好过了，改善的风四面吹。而事实上，人民生活要和生产关系一般发生迅速地和根本地变化，恐怕不是短时期内做得到的，那么这阵风吹起来对社会主义有多大好处是很值得考虑的。
    在乡间的20天里，我自己也常常被各色各样的矛盾所迷惑。
    作为人民代表，自应关心人民生活，正如我在上篇所提到的，一上岸就遇到老婆婆们诉说粮食紧张，没有钱买米。心里想不是老乡不说实话，那就是合作化出了毛病。
    我们坐下来算账，算来算去，农业增产谁都不能否定，副业是减产了，但是农副业总收入至少也已赶上了战前比较高的水平。再看这村子里农民的收入，在全国范围里都可以名列前茅。每家平均分得的粮食又不低，怎么会闹粮食紧张呢？老乡不说实话么？又不然。有一天，我们悄悄地到附近的一个村里去访问一个21年前我在这村里住的时候照顾我生活的保姆。我们到达这村里时，老乡们还以为我们是种牛痘的医生。但找到熟人，一坐下来，我们又被粮食问题所包围了，甚至我这个肥胖的外形都成了打通她们思想时的障碍。
    怀疑合作化的优越性是不对的，承认合作化的优越性而以为什么问题都已解决了的，我想，也是不对的。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对，我们脑筋搞得简单了当然更会对不上头。请原谅我，说起话来不能不啰嗦一些，更希望读者不要挑出一两句话来，说我又在吹冷风了。
    还是先算算账。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虽则夸大一些，但还是反映了一些现实的。全国农民每个人平均一年的收入在50元左右，苏州专区平均是78.6元（家庭副业和小的经济作物不算在内），这个村子里农业社去年集体收入的分配每人平均是82元，加上家庭副业和家属寄回来的钱，总的平均收入，我们估计在100元左右，单就这些数字来看，这个村子还要喊穷，实在难于令人相信的了。
    粮食是不是不够呢？这几年农业一直是增产的，上面已经说过，去年平均每亩粮食生产是559斤，虽则不能说很高，但是绝不能说低了。那么是不是留得少了？也不然。去年每人平均分到谷子547斤（其中有小部分是麦子和豆子），合米380多斤，应当说是够吃的。
    当然，够不够吃的标准原不是简单的。我们小小工作组里就有一位小伙子，他比我多吃三倍，和他计算一下，一天至少要吃两斤。如果放手让他尽量吃，还可以超过这个数目。用这个标准计算当然不太合理，但也可以说明如果大家放手吃起来，即使380多斤加一倍，一个人在一年里也满可以吃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