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中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研究的“转型”
    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北京共识”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它拉开了此后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的“中国模式”讨论的序幕。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以此为契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达到了一个高潮，大量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中国模式”的有无是这种讨论的逻辑起点。从这一理念被提出开始，围绕着是否有“中国模式”的争议就一直存在。这种分歧的相当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人们对“模式”一词的定义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在探寻中国独特发展路径与方式的意义上，“中国模式”是存在的。不论我们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还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都不可否认，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中国展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迥然相异的现代化路径。这条路经植根于中国数千年文明和历史积淀，并仍在演进与完善当中。
    必须指出，笔者倾向于将“模式”视为一个中性词汇。称其为“模式”，既不表明我们的研究只侧重于总结成绩，也不意味着我们要突出这一发展方式的普适性。“模式”不是完美的代名词。不同的模式中都会孕育着一些优秀的、值得效仿的要素，但不可能被完全复制。而对“中国模式”的探讨，如同我们对任何历史现象的讨论和研究一样，探讨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尽可能客观深入地认识这段历史。明确上述内容，是本文以下讨论的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持续升温。在“北京共识”提出后的最初几年中，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焦点大体集中在“中国模式”产生的背景、“中国模式”的有无、内涵、特征、性质等几个主题上，而近几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似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转型”，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表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热点：其一，研究者对于“中国模式”所涵盖的时间范围的界定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其二，“中国模式”的普适性与独特意义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其三，研究者在探寻“中国模式”内涵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模式”的全方位反思；其四，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关注甚或开始了重新构建关于“中国模式”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的尝试；其五，“中国模式”的未来走向成为新的研究重点。
    不少学者已经在梳理和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方面进行了非常富有价值的工作[②]，已有的述评文章系统地梳理了人们关于“中国模式”讨论的缘起、“中国模式”的有无、“中国模式”的内涵、特征、性质以及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文尝试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以后的文献--即近三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为重点，对“中国模式”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变化和趋势进行文献的梳理和评述。
    二、“中国模式”研究中的新动向
    （一）关于“中国模式”时间范围的再界定：长时段视角下的“中国模式”
    “北京共识”概念的提出和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推动“中国模式”研究的重要因素。这种促进本身也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中国模式”似乎从一开始就紧紧地和经济转型、改革开放联系在了一起。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中国模式”的解读可以分为较为明显的两类：一类是只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经验、特点定义为“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这几乎占到了“中国模式”讨论的绝大部分；另一类则是在更长的历史时段内解读“中国模式”，时间范围界定的差异减少了两种讨论之间对话的基础。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视野拓展到改革开放前，而不以1978年作为“中国模式”的起点，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新特点。这些研究成果总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很多学者强调“中国模式”的研究在时间段上不应被人为割裂开来。如钮维敢、蔡瑞艳指出，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都认为“中国模式”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界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而关键在于，不能用断代的非延续性的历史观来静止地研究“中国模式”，这违背了事物产生、发展和变化内在机理的普遍联系性。[③]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的范畴应当涵盖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0年，因为改革前“试错式”的发展，为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④]王绍光提出，如果“中国模式”只能解释30年，不能解释60年，那就不完全是中国模式，而只是中国改革的模式而已。[⑤]杨新铭强调，历史继承性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⑥]
    第二，还有不少学者通过从政治基础、人力资本等诸多层面研究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内在联系来论述“中国模式”的延续性。如甘阳提出，毛泽东时代的“创造性破坏”，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改革前就远不同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结构，这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为此，对于共和国60年来的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⑦]。李玲认为，新中国前30年在人力资本禀赋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积累，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提供了内部动力。[⑧]路风主张，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是有效的政府，是政治问题，而中国后30年发展的政治框架是1949年的革命奠定的。[⑨]有学者进而分析了为什么很多研究者会把改革开放前后分裂开来的原因，认为这与我们采用了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有关，这种形式主义的思维模式导致一些人简单地将前后两个30年分别视为“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并将改革开放后推行的“市场经济”改革简单地归因于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