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类则是因为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而不认同“模式”一说。比如秦晖对中国模式下“低人权优势”的批评[37]。再如资中筠，承认处于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中国“有其历史传统和转型中的阶段性特色”，但强调不能无视当下市场经济以及“举国体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与其高唱‘中国模式’，不如低头寻找‘中国道路’”[38]。还有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模式”的观点给予批评，如许纪霖认为“中国模式热”与中国近十年来的历史主义思潮息息相关，有关“中国模式”的各种叙事，多从拒绝普世价值出发，试图在历史与现实当中寻找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民族“个性”，隐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潜台词似乎是民族利益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价值，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极易从相对主义走向价值虚无主义，进而“堕入国家主义的历史深渊”[39]。这些观点本质上反映了研究者对于“中国模式”存在问题和内在缺陷的忧虑。
    2.关于“中国模式”的反思：“合宜”的政府
    “中国模式”还不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各领域的挑战[40]。腐败、贫富差距、产业结构升级、环境压力、能源危机、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收入分配不公等等，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困境，都成为国内外研究者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反思的对象[41]。而其中有一个命题相对而言引起了较多的关注，这就是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以及她所应当发挥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模式”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首先被人们关注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经验之一在于改革以来在强调市场功能的同时没有走向市场万能主义[42]，但减少政府的干预仍是许多研究者的期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P.巴德汉（PranabBardhan）、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黄亚生等学者都明确地质疑威权主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43]国内的一些学者，如吴敬琏、秦晓、卢现祥等，也不断强调推进市场化改革、从强有力的政府转化为强化市场型政府的重要意义。秦晓特别提出，值得警惕的是政府干预受到了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驱动。[44]
    而更多研究者对“政府”作用的反思并不单纯地停留在经济层面。如燕继荣指出，中国模式改革的方向是必须改变家长式包办主义的管理模式，促进政府围绕“公共性”和“回应性”实现制度创新，给民间和社会以更大的发展空间。[45]持类似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如郑永年认为，中国必须推进国家与社会间的分权，强化社会的力量，扩大公民的参与。[46]丁学良则将政府的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公众不能以公开、合理的方式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决定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四大成本之一。[47]萧功秦强调，中国必须不失时机地发展公民社会，改变“强国家-弱社会”的体制，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48]
    对国家作用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相反，有的西方学者倒是很认同中国模式中国家的独特作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就认为，中国模式包括一个积极的、无所不在的国家，而中国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行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高度能动的机制。[49]“政府”在未来的中国发展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中国模式”中备受瞩目的话题。不论是经济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乃至政治层面，“政府”的职能都需要被合宜的界定。
    3.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反思：社会主义与意识形态
    随着“中国模式”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引起人们反思的不只是“中国模式”，还有“中国模式”研究本身。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者们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反思，大都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概念或因素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反思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最具中国特色的要素摆在我们的面前，同时，也在另一个侧面促使我们思考“中国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杨煌指出，社会主义的原则、方向和价值观是中国模式所必须坚持的，那么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就不能缺少社会主义的视角。[50]程恩富认为，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体制内涵指的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中国的当代实现形式，所以，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必须与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地联系起来。[51]谢忠文、李倩提出，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其渊源、发生和发展都表现出来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一维度的却失，或者说，去意识形态化却将导致中国模式产生身份认同危机。[52]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在西方政治语境下提出的、承担着既定政治任务的理论话语，“模式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威胁论的延续。因此必须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53]
    （四）关于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的重新构建：“中国模式”研究中新的理论诉求
    为了更加深入地解读“中国模式”，学者们在研究方法的采用上进行了很多的探索。一方面，不少学者开始运用量化的、模型化的方法对“中国模式”中最核心的一些问题--比如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的原因及质量、经济分权模式的具体影响等进行实证分析，力求得出更为精确的政治经济学解释[54]。而另一方面，研究者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中国模式”是什么的问题，还有我们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去解读“中国模式”。于是，在研究方法的探索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了重新建构对中国经验、道路进行解释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的尝试，而不再像以往一样单纯地在西方理念的框架内诠释“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所引发的许多争议，都可以归因于这一讨论中包含了一定的价值判断与取向，而并不是纯粹的学术探讨。东西方话语体系和分析范式的不同，很容易使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走向政治性和道德意义上的争论，因此，对于“中国模式”这个外来话语，我们必须使之内化到我们自己的解释框架之中[55]。应当看到，建构自己的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的努力，并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世界“有色眼镜”的被动回应，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以及中国不断崛起的过程中所必然思考和面对的文化自觉。
    1.“中国模式”的理论诉求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不同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描述性的表述，“中国模式”的提法本身已经包含着理论升华的诉求，她更为积极地突出了“中国特色”的分量。[56]构建自己的解释框架，有些学者是从“中国模式”自身所蕴含的理论资源着手分析的，如乔榛、杨永华等学者针对“中国模式”的理论精华所作的探讨。[57]还有的学者则是从西方经济学的内在欠缺的角度论述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的必要性，如简新华、时磊、杨德才等学者关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体系和内容上存在的不足的分析，以及对中国独特发展轨迹所可能作出的理论贡献的讨论。[58]当然，也有学者从“中国模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角度，指出目前理论总结的不足。如常欣欣、毛德儒认为，迄今为止的很多研究仍缺乏理论抽象，缺少基于宏观历史视野和终极价值挖掘的整体性和深刻性，而大都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概括出“中国模式”的若干方面，再作板块式的归纳组合。[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