缫丝工艺并不复杂，办厂的困难却不小。厂房因陋就简；设备在脚踏丝车的基础上稍加改进；用大铁锅煮茧，缺煤就烧东山的硬柴和当地的桑梗，甚至还用太湖边挖出的黑泥炭；缫出的丝卷则在铁皮敲成的烟筒管上烘干。
    在最初创业的几年里，月工资一律为21元的工人们，不分男女老少、职务高低，从搬砖、平地到开动12台机车，样样活都得干。离家远的工人挤在6间漏雨的草棚里过夜。就这样年复一年，赢得利润不还本，股份不分红。赚钱投资，投资赚钱。厂房扩建了，设备更新了，新工人一批又一批送往苏州培训，以适应新机器，掌握新技术。1980年，工厂终于还清了由七个大队筹集的股金。1984年，这个拥有360名工人的丝厂已拥有55万元固定资产和28万元流动资金，产值由最初的近2万元提高到152万元。现在工人们夜班住宿有了楼房，吃饭有了食堂，劳动有了保护，伙食有了补贴，人均月工资为63元。
    庙港丝厂只是千万个社队厂中的一个，丝厂的历史也是乡镇工业历史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看到除了一笔可观的集体积累之外，还有一本算不尽的账。十几年来，那些拖着泥腿进厂的农民不计工时、报酬，不顾辛苦、劳累，把自己的血汗投入工厂。
    有投入必有产出，待到投入积累到一定程度，产出的旺季也就到来了。应当产出的规律加上可以产出的社会条件，苏南的乡镇工业便开始腾飞了。因此，乡镇工业今天的高速度主要来源之一是农民的集体积累，它是十几年来农民工劳动的结果。乡镇工业的发展是有深厚的根基的。
    但由此说乡镇工业的资金都来自自身的积累，那也是不切实际的。从80年代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制订了扶助乡镇工业的贷款和税收政策。贷款的无偿或低息，税收的减免或低率，使乡镇工业得以养生和滋长。同时还应看到，这几年各级政府也在乡镇工业的滋长中取得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只要政策对头，收入无疑将会大于支出，至少也会打平，这还仅仅是从金融管理的观点说的，至于在达到收支平衡的过程中，农村经济发展的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
    金融政策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可是政策要掌握得适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去年下半年，不知什么原因，贷款口子大开。农村干部反映，那时各家银行还真有点争风吃醋，项目一来就批，惟恐贷不出去，似乎有支不尽的钱。
    看来在去冬的那股贷款风中，不切实际地要求扩厂、增加项目的倾向还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倾向既不是主流，也不能说乡镇工业本身走上了浮夸，因为那是金融政策出了毛病。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基本建设摊子铺得过大是不合理的，到头来是会吃亏的。到了今年的二季度，银行的信贷一紧再紧，刀子切下来不容有任何例外，也不分贷款贷得是否正当。
    在数月之内，信贷的大起大落不能不说是一种盲目性的结果，后果现在还没有暴露清楚。至于借钱搞建设和靠自身积累去发展，究竟哪个方式利多弊少，那是需要经济学家才能说得清楚的问题。对于基层的干部们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即服从宏观控制，进行微观调节。为此，吴江的新老两位县长正在绞尽脑汁想办法。他们把全县63个投资数在50万元以上的在建项目全部梳理了一遍，叫做项目排队。其中经过论证效益不高的有九个停了下来，其余的也做出了分期分批发展的计划。同时，他们还用清理往来款，扩大集资，吸引外资，企业内部挖潜调剂等办法进行微观调节。他们告诉我，现在有42个在建项目的资金已全部或大部落实。
    从被动的受制约变为自觉的有计划发展，这是宏观控制以后带来的一个积极后果。可以说，在贷款问题上虽然喝了几口凉水，但乡镇工业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它将会更扎实地向前迈进。
    二
    为什么乡镇工业能有如此大的适应性和如此强盛的生命力？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应当进一步去认识乡镇212业所具有的独特性质。
    我认为，认识乡镇工业的性质有两种眼光：一是从西方工业革命到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去，苏南的乡镇工业则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二是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物。那么，在被人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眼里，是怎么看待由他们自己办起来的乡镇工业的呢？
    首先让我们做一个纯属假定的问题，即如果苏南的农民只在土地上进行单一性的粮食生产，他们能否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
    在30年代我第一次到开弦弓村作调查时，了解到当时的水田每亩产稻谷平均在400斤左右，而那时吴江人均也只有两亩耕田。土地上的收成去掉农本和税收仅够供人的食用。可是，农民的生活不光是吃饭，还有住房、穿衣、社交、娶媳妇等等，这些基本的生活内容一样也不能少。显而易见，农民光靠土地满足不了生活的需要。这一矛盾用四个字来归结，就是人多地少。
    解决人多地少这一矛盾的办法有两条，一是把多余的人挤走，移居他乡，去开辟新的土地。可是苏南人却没有地方去移民。另一个办法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这一点苏南农民做了，世世代代精耕细作，实为举世罕见。可是这个办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总是有一个限度。
    在历史上，苏南农民另辟蹊径，他们很巧妙地把畜牧业、种植业和手工业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典型的便是栽桑、养蚕和缫丝，这便是所谓的家庭副业。其实副业并不副，如果按照我在30年代的调查结果，农民的生活是吃用各半的话，那么副业满足了农民除吃粮之外的另一半生活需求，吃靠土地，用靠副业，男耕女织，农副相辅，这种家庭经济结构，充分显示了苏南农民为谋求生活所激发的特有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这种结构作为历史传统一直流传下来，成为当时最理想的经济结构，苏南这块地方也成了人们向往的“天堂”。他们的命根子被掰成两半，一半是土地，另一半就是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家庭副业。
    可是，苏南农民的家庭经济结构没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作保障，它就显得特别脆弱。封建制度容不得农民有长期稳定的康泰生活，特别是当封建制度与帝国主义侵略结合在一起向农民下手的时候，苏南的家庭经济结构就很快被瓦解了。我在30年代所得到的深刻印象是，帝国主义凭借先进的机器工业把中国农民的土丝挤出国际市场，与此同时各色洋货又打进中国市场，于是苏南农民的副业萎缩以致完全衰败，农民失去了半条命根子，可是农民不能不生活。要生活下去就得靠借债，地主、高利贷者乘势加重盘剥，土地兼并的速度越来越快。农民从生活无着到丧失土地，原先处于掩盖状态下的封建矛盾趋于表面化、白热化。土地矛盾的激化引起农民的反抗，终于酿成了一场席卷中国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