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由于明代的建城及形成崇武这样的小城镇，就导致在惠东地区形成军户与民户两种族群，并形成两种不同的生计方式。崇武城区的居民以军户为主，他们除了从军外，还经营屯田农业、渔业和垄断当地的商业及从事水、陆路的长途贩运。城外的居民则以民户为主，他们也从事农业、渔业、小商小贩，但与崇武城内的军户最大不同的是他们在建城等实践中多掌握了石匠、木匠、泥水匠的手艺，有许多人也以此为主要生计。
    居处、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也导致军户、民户两个族群的隔阂。城池的建立，军户主要生活于其中，自我通婚，不与城外民户通婚，生计、生活与城外的区别也强化了军户与民户的对立，并因此形成城里人、城外人的区别。修筑起的城墙既是抗御外来侵略的象征，也成了区别两个族群的象征，并形成双方在心理层面上的某种对立。从此以后，城里的军户及其后裔，称城外民户为“乡下人”、“乡下仔”、“蜜蜂婆”等，称自己为“城里人”、“崇武人”。城外的民户也不例外，他们称城区的居民为“崇武军婆”、“军婆”、“城内婆”、“崇武卷”（注：此有两义，一是指崇武人善做特产崇武鱼卷，一是暗示崇武城里人善于骗人，会“卷”人。）等。这些都说明这两个族群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与隔阂。
    虽存在区别与隔阂，但他们也有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从事渔业与农业，但军户业农的比重大些，而且多在惠东之外的屯田地实现；而民户则在惠东惨淡经营那些“斥卤”的田地，并把它们作为渔业、工匠之外的辅业。其次，由于渔民、军人、工匠都有相同的协作需要。例如“沿海步拖大网”的“拖网”作业，用的是岸曳网。作业时，一头固定在海滩上，另一头由小船牵引，在海上转一圈划转回岸边，把网的另一头交给岸上的人，大家共同往岸上拉网。由于这种网较大，船上需两人，一摇橹，一放网，岸上还需四五个壮汉，才能较快起网。故这种作业至少需六七个人才能完成。再如“旋网”，俗称“围罾”（泉州湾两岸均同），现代称“双船有囊围网”，双船操作，母船配备5人，子船配3人。这种作业至少需8个人合作。复如“浮大縺”，现代称“流刺双层散腿刺网”。母子船操作，母船放网，子船收，也需七八人合作。
    再说建筑工匠，他们承担的是建城、造军营、官邸等工作，通常也需合作。如建城需石匠采石并对石材进行凿切雕磨等加工，需泥水匠把城墙砌起来，也需木匠建城墙上的六楼等。过去的军营、官邸、民居、庙宇都是木构架穿斗式建筑，这种建筑从设计到施工都由木匠主持，泥水匠、石匠为副配合。所以建筑工匠的工作无论哪种都需合作。至于军人，他们有正规的军事组织，也很强调团队和协作精神。由于他们去墩台、捍寨守御多数都是以“队”或“小旗”为单位，所以他们也比较注重小团体的团结与相互的来往与关系。
    惠东人在其具有地方特色的捕鱼、做工匠与从军这些社会生产中，强调小团体合作的特质，投射到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就导致这里的人们比较注重大家庭与结拜兄弟（俗称“做堆”）的社会组织形式。有许多家庭“至老不分灶”。（注：《崇武所城志》，第43页）所以，在明代，惠东大家庭数量较多，嘉靖《惠安县志》卷一三“人物”记载明代晚期惠东小岞那里“族姓尚多，有五世同居者”，“男女业作，皆归于公，家长掌之。无私蓄，无私馔……古朴之风，至今不替”。正是这种父权制大家庭的生动写照。此外，明代以后，惠东男子“做堆”盛行，这不论城内与城外都一个样。
    概言之，惠东的环境使军户与民户都需以渔业来补农业的不足，以适应这块不适农耕的环境。而建城这样的历史事件，又形成了惠东人或从军或做工匠的特点。这些工作需要的是小规模的合作，而不像满足农耕需要的水利工程需要大规模的合作。这种生产关系的特点，投射到社会生活中，就形成当地人较重视大家庭和结拜兄弟，同时也较重视与自我关系较近的祖厅组织，而不太注重可从事较大规模协作的宗族组织整体。换言之，这种现象是由环境与人们的生产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的。
    四、明代晚期以后，惠东地区的生计方式改变
    到明代晚期，惠东的人口与村落密度已大为增加，据万历元年写成的《惠安政书》记载，当时的溪底埔（今崇武镇）已有崇武、大岞、峰上、山前、庄厝、下山柄、前垵、港边、西埔、西粱、后溪底、官住12个村落。有的村落如大柞当时就有“食指千余”。（注：《惠安政书》，第256-257页。）这种“地不加广，而生齿颇烦”的现象，表明人口与村落密度的增加，已同农耕资源匮乏的环境产生严重矛盾。在这“地斥卤无田可耕”的地方，人们无法用多开垦土地的“扩张”方式来提高收益，解决人口压力问题，因而，迫使人们采取改变生计方式的“强化”手段，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以解决环境限制与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的矛盾。这种变化大约是从明代晚期开始。明代嘉靖二十一年开始编撰的《崇武所城志》揭露了这一变化。
    在农业方面，“昔也，陆利在岞{k24l204.jpg}麦，今也，利在朱薯”。（注：《崇武所城志》，第41-42页。）这个变化确切讲应在万历以后，因为万历二十二年（1598）番薯才从吕宋传入我国。换言之，在农业方面，万历以后发生了番薯代替大小麦成为惠东人主食的变化。番薯是耐旱的高产作物，它在惠东的引进，是在人口压力下实现的，因它着实解决了这个地区人们部分生存、生活问题。也因此，后来惠安县成了有名的“地瓜县”。
    在渔业方面，也发生一些变化，“昔也，海利在浮縺，今也，利在纶带”。（注：《崇武所城志》，第42页。）也就是说，在明初，惠东渔业以“浮縺”作业为主，而在嘉靖以后则以“纶带”为主。所谓“浮縺”就是现今的流刺网，几十片网连成在一起，用浮子与沉子，使网竖直地漂于海中。大约3-6月在乌丘屿捕马鲛；3-5月在崇武近海、乌丘屿附近捕鲨鱼；4-5月下旬在崇武近海捕鲳鱼。明代嘉靖以后，因人口压力，政府盘剥，“课米日浮，县差催督日烦，竭泽而渔，人甚苦之”。所以采取多种经营，除用流刺网外，也开始“纶带”。另外，在海滩上有拖网，在礁盘上有讨小海，竭尽全力向大海索取，以增加收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
    古书中的“纶”，也称“绲”，即延绳钓，其由干绳与支绳、钓料及鱼钩构成。“纶”即干绳，一般长500多米，上隔3米连一支绳，下系钩。一条纶有120-130门钩，构成一篮。“纶带”为母子船作业，一条母船背2-4只舢舨，母船配备11人，子船配4人：头前1、肚仔2、橹手1。（注：陈国强、石奕龙主编《崇武大岞村调查》，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06-108页。）带鱼是暖温性集群洄游鱼类，一般栖于海水中下层。喜弱光，白天沉至深处，清晨和黄昏上浮表层。带鱼群体大，沿着暖流和沿岸水之间的混合水区呈带状分布，并作南北往返的季节性洄游。每年秋末冬初，冷空气南下，水温下降，鱼群由北往南，没30-60米等深线进行越冬洄游。11月中旬至翌年1月中旬分批进入闽东、闽中渔场，12月中旬至翌年2月上旬进入闽南渔场，形成各地冬带鱼汛。（注：《福建海洋经济鱼类》，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第113-114页。）根据带鱼的这个特点，惠东人最初开始“纶带”应在农历2月后于闽南渔场从事。因为他们过去习惯在家门口的捕鱼。所以改变作业方式自然应先在自家门口开始。由于带鱼集群洄游，渔期长，捕获容易，产量大，有利可图，所以慢慢也形成农历10月左右就开始上舟山群岛“纶带”，并随带鱼向南洄游逐渐往南捕带鱼的远海捕鱼活动。换言之，在嘉靖以后，惠东才形成远海捕鱼业，这种捕鱼活动以钓带鱼为主，俗称“讨冬海”或“讨东海”、“起冬”、“转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