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决定汉文帝的所作所为和政治倾向的因素，还有诸吕之乱给他带来的巨大影响，这是更贴近汉文帝的历史条件。
        我们知道，吕后称制期间，对于扶植诸吕势力作出了一系列精心安排。早在刘邦时期，因为“吕后为人刚毅”，又曾“佐高祖定天下”，故得干预朝政，刘邦“所诛大臣多吕后力”，且得用其二兄“皆为将”。其长兄周吕侯吕泽死后，又“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10]，可见早在刘邦时期吕后就已开始扶植吕氏势力。及惠帝在位时期，一切受制于吕后，诸吕势力得以进一步巩固。公元前188年，惠帝死，吕后哭而不哀，因忧诸吕势力还不足以控制朝政。于是通过陈平之请而立即“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吕后始安[10]，原因在于吕氏家族控制了整个中央禁卫军的兵权。吕后称制后，扶植诸吕势力的步伐更加快了。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吕后追封其父吕公为宣王、兄吕泽为悼武王，为封吕台、吕产等封王造舆论；与此同时，又重用其所幸者审食其为左丞相，“令监宫中，如郎中令”[10]，用以监视刘氏宗亲；同年四月，又封齐悼惠王之子刘章为朱虚侯，并“以吕禄之女妻之”，并封吕种为沛侯，吕平为扶柳侯。[9]其所以以吕禄女妻刘章，是企图以姻亲关系分化刘氏宗亲。与此同时，又立所谓惠帝之子刘彊为淮阳王、刘不疑为常山王、刘弘为襄城侯、刘朝为轵侯和刘武为壶关侯[10]，藉以削弱真正的刘氏宗亲势力。不久，就正式立吕台等人为王（注：关于立诸吕为王一事，《史记》卷9《吕太后本记》只载吕台一人，《汉书》卷3《高后纪》却谓同时封王者除吕台外，还有吕产、吕禄及吕台之子吕通共四人，与《史记》异；又《汉书·外戚·高祖吕皇后传》载此事作“遂立周吕侯子台为吕王，公台弟产为梁王，建城侯释之子禄为赵王，台子通为燕王，又封诸吕六人为列侯。追尊父吕公为吕宣王，兄周吕侯为悼武王”，与《史记》亦不同，注之以存疑。）。吕后二年十一月，吕台死，随而立其子吕嘉为王。吕后四年，又封其妹吕媭为临光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吕后六年十月，以吕嘉“居处骄恣，废之”，另立吕台之弟兄产为吕王。吕后七年二月，吕后以吕产为梁王，又以其妹吕媭之女妻营陵侯刘泽，因为刘泽当时为大将军，吕后恐其死后“刘将军为害，乃以刘泽为琅邪王，以慰其心”[10]，吕媭要以女妻之，更有拉笼刘氏宗亲之意。《汉书·高后纪》谓高后七年正月后，“以梁王吕产为相国，赵王禄为上将军”（注：《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作吕后八年七月，“吕后病危，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吕产居南军。”与《汉书》不同。），可见，此时诸吕势力已由控制兵权进入了控制政权。及吕后八年七月病危之时，因自知违背了刘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的原则，心知“大臣弗平”，因而告诫吕产、吕禄二人曰：“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勿送丧，毋为人所制。”[10]在这样的形势下，诸吕叛乱，已属箭在弦上。经过吕后的精心安排，不仅中央军政大权已落入诸吕之手；拥有部分军权的刘泽与宗亲刘章，又被吕后以媾姻纽带捆住了手脚；吕后所立少帝及其他诸王，又非惠帝儿子；中央政权中其他官吏、宗亲敢于反抗吕后者如王陵、赵王友等，或被处死，或被驱逐；复有审食其这样的人专司监视反对者的活动。一旦诸吕发动叛乱，要夺取刘氏政权，几乎已成定局。作为刘氏宗亲的刘恒，平时远处代地，毫不熟悉宫中内幕。因此，他只有等待命运对他的裁判，更不会产生被迎立为皇的美梦。
        然而，刘恒连作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终于发生了。这就是陈平、周勃等人以惊人的胆量与智慧迅速铲平了诸吕势力，并且决定迎立代王刘恒为皇帝。而且他们的这一决定，是经过以陈平、周勃为首的大臣和刘氏宗亲仔细研究以后作出的。原因在于代王刘恒符合他们反复权衡的条件，是一个便于他们控制的理想的皇位继承人。
        我们知道，代王刘恒本为汉高祖刘邦八子中的第四子。在他的哥哥惠帝刘盈死后且无儿子作为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他自然具备入选为继承人的血统关系。他被封于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消灭了陈豨之后，至吕后死时，已为代王十七年之久，也具备了为政的经验，且在为代王期间表现出“仁孝宽厚”，这无疑又为他作为被迎立对象增添了砝码。刘恒在当时的刘邦诸子中，又是“最长”者，自然更有被迎立的条件。然而，陈平、周勃等人并没有立即决定迎立刘恒为帝。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不能在吕后所立“少帝”及梁王、淮阳王、常山王中挑选，因为这些人都非惠帝子，吕后之所以立之为少帝及封王，目的在于“以强吕氏”。当他们已经“夷灭诸吕”之后，如果在这些人中挑选皇帝，则“吾属无类矣”[10]。其次，他们也曾考虑立齐悼王之適子齐王，因为他系高祖长孙，在血统上符合条件，但其母家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10]，意即立齐王不便于控制，且有再度出现诸吕之乱的可能，故不可。再次，也考虑过“立淮南王”为帝，但有人以其年少，“母家又恶”[10]，也遭否定。最后才考虑到代王刘恒，除了上述诸条件符合外，还有“太后家薄氏谨良”[10]，易于控制，加上刘氏宗亲朱虚侯刘章与琅邪王刘泽都极力拥戴代王刘恒为帝，因而共同作出了决定：即迎立代王刘恒为帝。
        正因为刘恒是在刚刚平定了诸吕之乱后登上帝位的，也是在获得了诸大臣和刘氏宗族的全力拥戴下为帝的，加上他被迎立前后的既恐惧、又惊喜的复杂心态，就决定了他即位之后必须有深入清除诸吕残余势力和重用与依靠刘邦时期的老臣、宿将及刘氏宗族的政治倾向性。前者在于清除隐患、稳定政局和安定民心；后者在于安抚和报偿有功者，藉以重建刘氏宗亲的优势地位。
        事实证明，汉文帝即位之后，果真迫不及待地着手清除诸吕残余势力。他即位的当天，即派灌婴与东牟侯刘兴居清除宫殿；随即杀死吕后所立少帝刘弘及吕后所封梁王、淮阳王与常山王；接着，文帝正式入居未央宫，以庄严的即位典礼昭告天下；当日夜，又拜原代国中尉“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拜原代国郎中令“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8]，意在重用亲信控制中央禁卫军和严格宫内保卫。与此同时，文帝“还坐前殿，下诏曰：‘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8]。这等于向全国百姓正式宣布诸吕罪状和新政权的建立，全国人民大庆五日。在当时《汉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的情况下，大庆群饮五日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举措。文帝前元元年冬十二月，又宣布凡诸吕所夺齐、楚诸王故地，一律收回，仍归原主；随即撤销了吕后所幸审食其的左丞相职务，到前元三年四月，淮南王刘长杀之于其家。上述一系列措施，虽然没持续很长时间，但其接连不断的紧迫性，充分反映出文帝对于清除诸吕残余的急切心情。
        至于文帝依靠重用老臣、宿将和优宠刘氏宗亲的措施，较之前者更具有持续性与多样性的特征，兹举其要者如下：
        一是文帝于前元元年十月下诏，肯定陈平、周勃、灌婴、刘章、刘揭、刘兴居、纪通等人在诛灭诸吕过程中的功劳，并各益封户和赏赐黄金。二是文帝于前元元年十二月，封被吕后杀害的赵幽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并把诸吕所夺齐、楚等国的故地归还齐、楚。三是文帝于前元元年六月，给“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封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史记·孝文本纪》作“足”为“定”）等十人四百户”；同时又“封淮南王舅赵兼为周阳侯，齐舅驷钧为靖郭侯，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这既是优宠宗室，又是安抚老臣列侯。四是文帝于前元二年三月，又诏赵王之子刘辟强及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有功，可王”，并立即分别被封为河间王、城阳王和济北王，这显然属于旌宠刘氏宗族中有诛诸吕之功者。五是文帝于前元三年十二月，以太尉颍阴侯灌婴为丞相；次年，灌婴死，文帝又以张苍为丞相，直到文帝后元二年张苍被免相时，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而不果，“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最后不得已“乃以御史（申屠）嘉为丞相”，原因是申屠嘉曾“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足见文帝仍在坚持“将相公卿皆（高帝时）军吏”的一贯原则[14]，这是文帝尊宠高帝老臣、宿将的典型反映。六是文帝于前元四年五月，诏“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赐诸侯王子邑各二千户”[8]，这显然是优待所有刘氏宗亲和诸侯王子的措施。七是文帝于前元四年九月，又“封齐悼惠王子七人为列侯”[8]；前元八年夏，“封淮南厉王长子四人为列侯”[8]；前元十二年正月，“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8]；直到前元十六年五月，文帝还在“立齐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厉王子三人皆为王”[8]。这既是尊宠刘氏宗亲，又与回报诛诸吕功臣有关。所有这些措施，对于安定社会、巩固政局和维护西汉王朝的传统都起了作用。
        综上可见，文帝依靠与重用刘邦时期的老臣、宿将和尊宠优待刘氏宗亲及诛诸吕有功列侯的举措，从时间上说，几乎终文帝之世未曾中止；从范围来说，几乎包括追随过刘邦的所有老臣、宿将和全部刘氏宗亲、列侯；从程度上来说，封王侯、赐爵级、益封户、拜丞相、赏钱财和免租税徭役，几乎无所不包。因此，文帝时期是尊宠刘氏宗亲和依靠刘邦时期老臣、宿将最为突出的时期。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些人诛诸吕和迎立有功，另一方面同文帝想极力维护刘邦所确立政治原则有密切关系。如果说文帝除亡秦苛法暴政和实行轻徭薄赋、放宽禁令等措施给他塑造了“仁者”和改革者的形象的话；那么，他的一系列尊宠刘氏宗族和依靠老臣、宿将的措施，就赋予他以因循守旧和固守刘邦政治原则的形象。造成这种形象上矛盾的原因，在于他为老臣、宿将及刘氏宗亲所迎立，从而使报恩的思想束缚了他的手脚，出现了人格上的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