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往往使历史的进程发生为人们所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别是剥削制度下，一些本来有益于劳动人民的措施，却会转化为对剥削阶级有利的政策；一些本来是为了发展经济的作法，却会引导出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一些本来可以收巩固政权、安定社会和维护政治传统的举措，却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汉文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结果是这样，他的一系列以巩固政权和维护传统为主旨的依靠老臣、宿将和刘氏宗亲的措施也是这样。这种以为善始而以祸害终的历史进程，是汉文帝所始料未及的，这是汉文帝的历史悲剧所在。
        首先，文帝依靠、重用老臣、宿将和尊宠刘氏宗亲的政策，主要带来两个方面的消极政治后果：一是由于汉文帝依靠与重用老臣、宿将，忽视了对年轻官吏与将领的提拔和培养，从而造成高层统治集团成员的老龄化和丧失活力，使高级官吏与将领后继无人。前述张苍免相后文帝不敢起用窦广国而勉强以申屠嘉为相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汉武帝时董仲舒曾指出这种只用老臣、宿将的弊端说：在这样情况下，为官者“累日以取贵，积久而致官”，即任用官吏只看资历。论资排辈的结果，造成了“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因循守旧和无人可用的局面。他认为原因在于“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15]。他的所谓“更化”，即“更张”和变革之意。由于不改变用人政策，官吏久任不变，以致形成了“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的长期僵化状况[9]，这给统治集团带来了政治上的人才危机。二是尊宠与优待刘氏宗亲政策的实行结果，使得诸侯坐大，日益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严重影响中央集权国家政令的执行，甚至造成了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反叛。文帝时期已出现这种反叛的事实，如济北王刘兴居的反叛和淮南王刘长的谋反，就是明显的例证。至于景帝时期爆发的大规模反叛--“七国之乱”，也是在文帝时期埋下的祸根。例如“七国之乱”的祸首吴王刘濞，早在文帝时期就已心怀不轨，文帝却对他百般迁就、容忍，甚至只赐以几杖，嘱其安心养病，毫不追究其不轨行为，反予优宠，以致他更加肆无忌惮地招兵买马，积聚势力，终于酿成大祸。
        其次，汉文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更为严重，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帝的轻税措施，适足以资豪强，主要获利者并非劳动人民，以致加速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二是文帝的弛山泽之禁、开关津之阻和任民冶铸的政策，虽然促进了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却使大批冶铸业者有了兴风作浪的本钱，造成了商人富贵而农民贫贱的反常现象，加剧了社会矛盾。
        关于文帝的轻税政策适足以资豪强地主的问题，是这样引起和加剧的。文帝所实行的“十五税一”和曾经三度试行的“三十税一”的田租率，不过是一个征收田租的比率，而不是定额田租。在实际纳税的过程中，是按纳税者拥有土地的多少和每亩土地产量高低相结合的方式计算的[16]。换言之，一家一户缴纳田租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土地的数量，二是亩产量的高低。前者是个相对稳定的不变量，后者是因施肥多少和耕作勤惰等因素的不同而变化的可变量。基于前者，土地愈多者，纳税量也愈多，反之亦然；基于后者，劳动者施肥愈多和愈勤劳，亩产量也会随之增加，纳税量也会愈多，反过来也是一样。对于一般的个体农户来说，拥有土地的量是十分有限，他们只有靠多施肥和勤用力去提高单产。这样一来，按率田租法去缴纳田租，土地数量少所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而由于多施肥、勤用力导致的产量增加所付出的田租量，会大大超过因土地少而获得的好处。反之，豪强地主土地多，自然通过低田租率所获得的好处也多；他们一般不直接从事生产，故通过亩产量的提高而多付的田租量落不到他们头上。于是，总的结果是：通过文帝减轻田租率的政策，主要获利者是豪强地主而不是农民。因此，当时人荀悦在其《汉纪》中说：“今汉人田租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多，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而人输豪强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于豪人也。”荀悦对轻税政策适足以资豪强的分析，可谓切中时弊。在这样的情况，必然使富者日富，而贫者日贫。豪强地主愈富之后，往往“役财骄溢，或至兼并”[17]。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无立锥之地的农民，就只有借高利贷过日子，进而只有出卖十分有限养命田以及自己的子女以偿债，最后只有逃亡。晁错在给文帝的上书中所说的“五口之家”的“农夫”，在一年四季的辛勤劳作之后，还不得不“取倍称之息”过日子，最后只能“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17]的情况，就正是文帝时的情景。
        关于弛山泽之禁、开关梁之阻和纵民冶铸等政策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危机，也是在封建剥削制度的温床上滋生出来的。以弛山泽之禁来说，给农民固然带来了樵采之便，但最大的获利者是战国时期遗留下的大批使用奴隶劳动的冶铁、采矿、铸钱和煮盐的大工商业主。他们进入山泽地区，占山泽以为己有，大肆采矿、冶铁、铸造，以致富甲天下，还利用其资财交通王侯，结集势力，图谋不轨。有的还操纵市场，屯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甚至还不佐国家之急，任意兴风作浪。
        再以纵民铸造货币来说，虽然增加了货币的流通量，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能铸造钱币的人，只能是大冶铸业主和诸侯王，以致在文帝时期出现了专门以铸造钱币致富的不法之徒，正如《盐铁论·错币篇》所云：“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使得“吴王（刘濞）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汉、蜀，吴、邓钱布天下。”《史记·平准书》也指出，因为文帝时令民得自铸钱，以致吴之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可见诸侯之坐大乃至叛乱，也与纵民得冶铸的政策有密切关系。
        文帝的开山泽之禁、通关梁之阻和纵民冶铸等一系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不仅带来了如上述的不良后果，而且还使当时社会形成了重视商人和轻视农民的风气。连司马迁也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纹不如倚市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9]这种思潮，虽然到武帝时期才特别突出，但文帝时期实已开其端。故文帝之时，农民弃本求末之事，经常发生；文帝三番五次下重农之诏，也未能改变这种状况。商人致富之后，不仅在生活上挥霍浪费，而且利用资财，交通王侯，或用钱买爵，或纳粟免役，还大放高利贷盘剥农民，商人兼并农民之事与日俱增。法律上虽然重农抑商，但实际上商人的地位远在农民之上。正如晁错在给文帝的上书中所指出的：“今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已富贵矣；（法律）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出现了“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的“上下相反，好恶乖迕”[17]的反常现象。以致表面上的“文景之治”的太平景象，实质上却是危机四伏的火药桶。
        对于因此而造成的社会危机，当时的政治家不是没有察觉到。年轻有为的贾谊与晁错，就曾不断地针对这些问题大声疾呼，并提出了解决矛盾、缓解危机的各种建议。例如贾谊的《治安策》，就指出当时的形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且各有所指[18]。他还在《谏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中，指出纵民自由铸造钱币的政策，造成了劣币泛滥、钱文混乱、农民背本趋末和商人陷罪等弊端，因此，他力主废除纵民冶铸的政策[19]。晁错也在看到了上述弊端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文帝面对他们的建议，虽心知其正确，但因为老臣、宿将的反对而不能用。所以文帝的悲剧，既在于他未能预见其改革措施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未能听取贾谊、晁错等人的正确建议。